西夏王朝位于宋、辽、金、回鹘、吐蕃各政权之间。西夏以武力为基础，辅以外交手段，在四面邻敌的环境中，竟能纵横捭阖，有国近两个世纪，除其注重军事，发展经济外，佛教和儒学的地位、关系干系重大，值得关注。

　　西夏佛教的地位

　　西夏信仰多种、多元，既用儒学，又尊崇佛教，也容纳道教，同时还延续原始宗教。在宋、辽、夏、金诸王朝中，儒学引领着社会思潮，形成政府的统治思想和社会主流意识，借以把握政权。舶来的佛教也已深深植根于中土，势力宏大。本土形成的道教，在与佛教摩擦、融合的过程中扩展着影响。民间对自然、神祇的信仰以其古朴形态，展示民族、地域特色，各领风骚。

　　《唐律》和《宋刑统》有关宗教条款很少。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有大量宗教信仰内容，在卷3有“盗毁佛神地墓门”，特别是卷11专辟“为僧道修寺庙门”，含23条，约有3000字。这明显反映出佛教、道教在西夏社会受关注的程度。

　　唐宋佛教管理机构级别都不高。西夏管理宗教的政府机构为功德司，功德司的地位很高。《天盛律令》规定，西夏政府中第一等为上等司，有中书、枢密；第二等为次等司，包括殿前司、御史、中兴府等17司，其中就有管理佛教和道教的3个功德司。西夏佛教功德司有两个：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而道教的功德司仅有一个道士功德司。道士功德司仅设1正、1副、1判、2承旨。而两佛教功德司共设6国师（为功德司正职）、2合管，此外还设置4副、6判、6提点、12承旨。管理佛教的官员为管理道教官员的6倍。可见西夏的佛教势力远大于道教，佛教事务远多于道教。

　　宋朝在其法典《宋刑统》中有维护佛教、道教的规定，并把道教放在首位。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也有类似规定，但叙述顺序有明显变化，把佛教放在道教前面：“诸人佛像、神帐、道教像、天尊、夫子庙等不准盗损灭毁。”（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84页）这种微妙变化反映出西夏佛教地位高于道教。

　　综观10—13世纪中国宗教信仰分布，大体上是东部佛道并存，势力旗鼓相当；西部回鹘、吐蕃、大理以佛教为主，伊斯兰教渐从回鹘西部进入；中部西夏地区虽也兼容佛道，但佛教强势，道教弱势，是过渡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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