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即注重盛世修典，不乏“学术大工程”，《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即其荦荦大者。这些“学术大工程”关乎民族灵魂，维系民族文化命运，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深厚文脉的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大工程”同样成就卓著。标点本二十四史、《甲骨文合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历史地图集》等一系列学界熟知的名字，早已成为具有国家品牌价值的学术巨制。特别是2004年开始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中去，不仅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更加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二三十年来，有一些学术大工程却非议不断，大遭诟病，不禁让人们对“学术大工程”生起疑来。为此，本报记者做了一些调查走访。

　　学术大工程要力避重复建设

　　毋庸讳言，近年来某些学术大工程在立项、实施、监督、评价等方面都存在亟待改进之处。这提示我们，对待学术大工程时，必须以科学、敬谨的态度谨慎从事。然而，记者发现，许多学者明明对此心中有话、胸中有怨，却对记者三缄其口，不敢置评。

　　一位学者对记者说，现在许多学术大工程堪比其他领域的“豆腐渣”，但我们不愿出来讲话。熟人相知，不能得罪，此其一也；关乎自己饭碗，得罪不起，此其二也；关乎人家发家致富，“君子成人之美”，此其三也。

　　应该说，这位学者的感慨击中了问题的实质。不可否认，学术大工程的主流与主体是好的，不仅应该予以充分肯定，还应该予以赞美。但记者也了解到，学术大工程中也确实存在滥竽充数的案例。

　　这些滥竽充数的案例，一是以庞大来冒充伟大，似乎一大就了不起，正所谓“市瓜择大”，“捡到篮里便是菜”；二是让某些个人发了财，却让国家财政吃了亏，大有套取国家资产、借机发财的嫌疑；三是由于目的不纯，因而学术质量上应付差事、点卯了事，甚至硬伤累累，却还要一批批或者糊涂，或者心地不良的所谓专家、权威、记者们来捧场吹牛。结果是，好酒喝了，好烟抽了，该拿与不该拿的钱统统揣兜里面了，“工程”验收“合格”了，“学术”却不知哪里去了。

　　面对越来越铺张的学术工程，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如此大规模的建设，怎样避免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戎笙说，很多东西都是现成的，应该提出补充哪些、修正哪些，而不是大规模重建。“用纳税人的钱来搞学术工程，必须要谨慎”。

　　上世纪80年代前后，王戎笙曾作为主要负责人参与了《清代全史》的纂修。他回忆了当年“修清史”的经历。“当时，由中国社科院牵头修清史，计划分五大部分，共1000万字。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很多功底深厚的老先生十年未做学术研究，一下子有了做学术研究的条件，热情十分高涨，并没花太多经费，大家全心投入，做得很扎实。但因其他原因，成果出来有300多万字，被学术界称为‘小清史’。这套书有十本，反响很好，先后印刷过四次。”

　　王戎笙从事清史研究数十年，在他印象中，包括他曾参与的《清代全史》编纂在内，清史纂修工程已经进行过好几次。“三四百万字规模的清史至少已经有四五部。”仅仅在王戎笙的一个书架上，记者就看到了《清朝通史》、《清代通史》、《清通鉴》、《清史编年》等多套名称相近的“大部头”清史。

　　整理和编撰类的学术大工程都不同程度地面临“重复建设”的问题，另一方面，同样贻害学术的是揠苗助长。绝大多数的人文科学研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需要经年累月的学术训练、思维训练和知识积淀。人文科学的发展必须尊重各学科的发展规律，不可在大工程经费和名利的诱导下揠苗助长，不可盲目“崇大”、践踏经费。

　　工程大小不是衡量学问好坏的标准

　　“创新”、“精品意识”、“亮点”是王戎笙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的几个词。“大工程好与不好，必要与不必要不能一概而论。在立项时，要有必要性、可行性评估。项目好坏不在于规模大小，不在于经费投入多少，关键是怎么出精品，哪里有创新点，哪里有亮点。结项时也要有对创新内容的评估。”

　　“重数量不重质量是目前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估的一个总体倾向。立项也罢，评奖也罢，必须树立‘精品意识’。学术工作最重要的是创新，没有创新，学术就没有进步。”王戎笙强调。

　　对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3000万字的规模，王戎笙提出质疑，“3000万字的成果出版后，谁来读？谁来查？谁来买？”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来说明3000万字的概念，假如一个人一天读三万字，要不间断读三年。“3000万字的巨著用来阅读不现实，做资料供研究查阅也讲不通。真正做研究的人会去查原始资料，而非二手资料。”王戎笙说，“而说到买，更成问题。可以想象，3000万字巨著的价格，国内大多数图书馆难以承担。”

　　谈到正在进行的古籍编纂工程，王戎笙提出三点操作层面的问题。第一，孤本、善本在海内外都是受到严格保护的，能否借用、拍摄、复印是重要问题。第二，分类。经、史、子、集是儒学取得独尊地位时的图书分类法，在此以前，孔子、孟子、荀子的论著，都放在“子部”里。到了近现代，图书的门类倍增，还按这样的分法就不尽合理了。第三，下限。将时间断限到民国末年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时间点之后的古籍整理成果以及地下出土的残篇，万万不能被忽视。但他也强调，“如此大的学术工程关键不在这些具体问题，而是在于有没有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重复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根蟠直指学术大工程中的拼凑问题。他认为，学术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工程更要下功夫、花时间。对参与者来说，工程的内容不可能全部是自己擅长的领域，为了求系统、赶进度，只好拿别人已有的成果东拼西凑来交差。这是码字，不是研究。这样做出来的成果经不起时间考验。真正的学术生命要看研究是否扎实，是否具有学术含量。

　　如同学术研究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一样，精品力作、创新之作与学术大工程并不矛盾，但也没有必然联系。唯一有必然关系的是潜心治学与公正评判。工程大与小、著作多与少都不是衡量学问好坏的唯一标准。

　　其实，“大清史”工程一直争议不断。不少其他大工程同样如此，甚至一些海外与国外的学者也参与进来，吵得不亦乐乎。然而，争议似乎完全没有影响到这些工程的进程。

　　监管缺失、队伍不精遏制传世之作诞生

　　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加大力度扶持、支持学术研究，启动了一批重点学术工程。在这一良好初衷下，各个高校、科研院所纷纷申请、承接学术工程，但学术工程管理严重缺失，普遍存在“宽进宽出”现象，导致最终成果良莠不齐。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术大工程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在古代，中国历代设立专门的史馆机构，可以将各地的优秀学者集中起来，有效管理，各担其责，保证最终成果的质量。而当前我国的一些学术大工程，参加者与组织者没有统属关系，难以进行有效的约束和监管。其次，学术大工程队伍良莠不齐。许多学术工程实施者或主持者，或出于本位观念，或受到本单位制约，在工程中大量选用本单位人作为成员，只是象征性地吸收很少一部分其他单位的一流学者。国家级的学术工程必须汇集国内一流学者合力完成，而不是由某几个人或某一所高校拼凑一支队伍来完成。

　　“近十年来，学术界之浮躁、失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此阶段，启动超大规模的学术工程是不明智之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邸永君坦言，目前学术界正值群龙无首的战国时代，具备深厚学术功力、享有崇高声望又兼有领导才干的翘楚巨擘已难寻踪影。人文学科的学术成果多以著述形式推出，成于众手，参差不齐，统稿者必须有能力且极负责任，必须对成果的结构、观点、史料、行文风格和注释规范等各方面严格把关。然而，目前几乎无人有力且有心认真去做此项工作。这是导致近年来诸多集体成果难成精品力作的致命原因之一。

　　把争取项目变成鼓励出传世之作

　　当前，高校和科研院所将科研人员的成果与其定岗位、定职称挂钩。韩昇对记者表示，这种量化考核的评价体系功利性太强，导致科研人员像狼抢肉一样去争抢学术大工程，而不是潜心做学问。只要能抢到学术大工程，其所在单位就能得到科研经费，就有利于学校排名上升，有利于个人评职称、定岗位，至于学术工程成果质量如何没有人会关心。韩昇举例说，中国高校中的历史学学科，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而恰恰作为历史学基础的古代历史、古文字、文献研究和古籍整理等领域衰落得最快，最惨，不仅如此，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界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处境都不太好。因而，难免出现目前的局面，大家争先恐后地参与学术大工程，即使所出成果质量差也会带来诸多好处；潜心治学、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则难以得到应有回报。这会导致研究者更加急功近利，通过争取、参与工程得到职称、岗位及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功利性量化评价体系导致的。他还介绍，日本汉学界近些年来也在引进类似量化评价体系，结果使得原本汉学研究发达的日本如今风光不在，被欧洲国家的汉学研究超越，一直在走下坡路。

　　邸永君直言，学者最珍贵的是学术生命，如果仅为些许经费而谋得必然失败的所谓大项目，等于在挥霍和浪费自己的学术生命。“大工程不一定是件坏事，但是需要长期积累，踏下心来做研究，如果只是眼馋经费或者追求‘里程碑’似的成果，那一定搞不好。”李根蟠如是说。

　　制度永远不能超越现实，但面对制度的滞后，一定要有相应的调整机制。韩昇坦承，目前没有这种调整机制，而量化评价机制却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制造浮躁风气。为此，他建议，扭转这种风气应从评价机制着手，所以学术大工程当下应当慎启，不要盲目助长这种风气。与其组织大而失当的学术大工程，不如大幅度增加重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研究经费，排除学术官僚化的干扰，让学者能够有日常科研经费去潜心研究学问，把争取项目变成鼓励出传世之作，这才是繁荣学术的正道。

　　当然，制度建设永远不能离开学者的良知。说到底，学术大工程暴露出的问题，呼唤的是学术界特别是学术领袖人物的良心与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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