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五千余年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类文明史，不难发现，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根基的西方文明体系、以儒家—道家文化为根基的中华文明体系和以婆罗门教—佛教为根基的印度文明体系，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其中，地处欧亚大陆的印度文明体系因其文化内涵的包容性特点，在沟通、融合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首先，起源于西亚地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汲取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基因后，成为西方宗教的典型代表，其主要特征是一神教，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及人类，只有遵照神的律法，人类才能找到自己的光荣、安慰和满足，人与神之间存在着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而起源于东亚地区的道教和儒教，在汲取了道家和儒家文化的基因后，成为东方宗教的典型代表。与西方一神教不同，东方宗教的主要特征是无神教。在无神教的世界里，并不存在一个能创造并主宰宇宙万物的神。宇宙万物的产生与运行，都遵循着最基本的法则，即至高无上的“道”。人通过修身，能够成为体悟大道的圣人，从而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起源于南亚地区的婆罗门教，在吸收佛教和耆那教的教义、结合印度民间信仰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今天的印度教。印度教承认有创造世界万物乃至人类的神存在，即“梵天”， 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梵”，人通过修行，能够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而得解脱，因而既与西方宗教有相通之处，又与东方宗教有暗合之点。佛教也承认有“梵天”等具有超人能力的天神存在，并将其吸纳为佛教的护法神，但认为宇宙并非由天神创造，天神也受宇宙法则的支配，而人不但可以通过修行成为天神，而且能够成为洞察宇宙法则并超胜于天神的圣者。

　　其次，西方哲学体系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为源头，追求理性智慧和实践智慧，逐渐形成了形而上学与实践哲学两个方向，前者强调认识自然、接近上帝；而后者则渴望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东方哲学体系以道家—儒家为源头，强调对道德的直觉体悟，逐渐形成了修身哲学和伦理政治两个方向，道家渴望认识自我、体悟大道；而儒家则追求构建一个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印度哲学体系，以印度教—佛教哲学为主要代表，与东西方哲学体系均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思辨色彩丝毫不亚于西方哲学，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各种哲学流派；其偏重体悟的特征与中国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以至于在印度和中国，出家修道十分常见，且是一种受人尊敬的生活方式。

　　总体而言，东西方文明因其产生的地域背景不同而表现出显著的差异，给两种文明之间的交融带来了困难。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极其艰难的传播过程。实际上，从唐朝开始，基督教便在中国出现，但因与本土信仰的巨大差异而无法融入社会主流。随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作为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被输入中国。百年来，从表面上看，科学技术的应用早已在中国遍地开花，并转化成先进的生产力，推动了社会进步；而在真正的科学精神方面的探索，中国与西方还有待进一步沟通与融合。民主的思想是西方文化的精华，法治意识的培养是刻不容缓的时代要求。但实践证明，一味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各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结合本国历史与国情进行探索和选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东西方文明应该取长补短，互相借鉴和学习，更深层次的交融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在大约两千年前传入华夏大地，成功地融入中国社会，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三大主流之一。在过去千余年的时间里，经由中华文化的辐射，佛教还进一步传入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宗教。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佛教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与特有的适应性，被广泛地传播到欧美等西方国家，受到越来越多西方人士的青睐。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佛教传到西方。而这个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深层次融合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载体。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当时的婆罗门教已是百弊丛生。佛教在兴盛了数百年之后，反过来又为公元8世纪印度教（即新婆罗门教）的兴起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印度文明得以更新和延续。其间，佛教还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等国，并成为其主要文化形态。公元元年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在随后的五六百年内，佛教与本土文化碰撞、融合，最终于唐朝形成佛教文化一枝独秀的鼎盛局面。佛教文化的繁荣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更新：既充实了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使其形成影响后来中国主流社会的宋明理学；也促使道教完成了从外丹学到内丹学的转型。公元6世纪佛教传入日本，以及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我国西藏的状况也与此类似：佛教与日本的神道信仰结合，形成了特征迥异的日本佛教；与西藏的苯教结合，形成了风格独特的藏传佛教。伴随着佛教在东亚的传播，中印文化以及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佛教因此成为连接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友谊的桥梁和人生共同信仰的价值取向。

　　佛教重视个体生命的提升、觉悟和自他不二的平等思想，以及团体伦理和秩序，在与中华文明融合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近百年来，随着西方文明全面渗入东方社会，佛教也走进西方社会。与适应中华文明的特点有所不同，佛教把握事物本质的深邃洞察力，以及对平等思想的高度重视，使它在适应西方社会时，展现出其圆融无碍的精神特质。佛教正以其蓬勃的生机，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生根发芽，在与本土基督教文化的对话中，逐渐走向新的融合。可以展望的是，佛教将以其独特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为人类认识自己，明心见性，探索新的文明发展道路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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