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无疑是人类最古老的话题之一。它与生命同在并反衬生命的脆弱与崇高。创伤通常被分为“身伤”和“心伤”，但这种带有二元论色彩的区分常常掩盖一个重要事实：人的身伤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心伤，只要人有记忆，即便愈合了的身伤也会或多或少留下心伤。创伤的经验可以通过记忆而成为影响深远的有害潜流，也可以通过个人的群体关系放大为人们共同的“心伤”。一次地震、一场矿难、一次洪水、一次事故、一场战争、一次骚乱， 甚至一次暴力侵犯，都可能给人们造成短时间难以愈合的身心创伤。同样的创伤对不同的人可能意味着不同的后果，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创伤会改变受伤者的自我，改变人的行为方式，改变受伤者与他人和世界的本源性关系。
　　创伤在何种意义上改变受伤者的自我？创伤给人带来身心的痛苦，并让人感到自己的脆弱、渺小和无力，甚至感到生活的荒诞和无意义。自卑、焦虑乃至恐惧几乎是所有心灵受创伤者的共同心理状态。有学者用“灵魂的颤抖”来形容心灵遭到重创时产生的可怕后果。借用美国学者赫尔曼的说法，创伤造成“自我的破碎”。它会带来受伤者自主意识的丧失，使其遗忘自己是谁，无法在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之间建立一种连续性和同一性。自我同一性的丧失有时表现为，受伤的苦难经历和对苦难经历的记忆掩盖了受伤者更加久远的人生经验，使其仿佛处于人生的静止片段。
　　创伤在何种意义上改变受伤者的行为方式？大量的精神病理学案例以及对截肢后的病人的心理研究表明，遭受身体、心灵创伤的人起初会产生错觉或幻觉（比如，一个被截肢的人无意中还以为被截的肢体仍然存在，并可能无意间做出冒险举动），随后要面对错觉与现实的矛盾，并按现实的要求来调整行为。只有当他重建了行为方式，才能有效地应对新的现实。创伤不仅通过打破受伤者的自我而改变其思维惯性，而且改变受伤者的意向性结构，往往使其对颜色、声音、滋味和距离的感觉变得迟钝，空间感和时间感发生扭曲，动作走样，接近和控制对象的能力相应降低。而不少实验研究表明，重建受伤者的行为方式可以使之重新确立生活的方向感和稳定感，减轻焦虑与恐惧，从而为受伤者重建生活的信心创造条件。
　　创伤在何种意义上改变受伤者与世界和他人的本源性关系？从建构主义的观点看，每个人都把自己过去的经验投射到世界，并通过不断构造对象来构造自我。对世界的表象既受观察者观察世界方式的影响，也受其对世界兴趣的深浅程度的影响。身体、心灵受到创伤的人，常常明显地表现出对外部世界退避三舍的消极态度，对新事物的兴趣大大降低，尤其难以信任他人，极易产生与他人的陌生感和疏离感。由此，受伤者与世界的原有联系被割断或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受伤者与他人的出自本源的共在性面临考验，即心灵的痛楚加深了受伤者的孤独感和无助感，而缺乏他人的同情与关爱又令其萌生被抛弃感。因此，在第一时间让受伤者体会到来自他人的同情与关爱，体会到共同体的力量，体会到与他人的共在，对于医治其创伤不可或缺。
　　当我们超越个体的创伤去思考群体性创伤（如，种族屠杀，外敌侵略、占领和奴役，等等）时，尤其需要理解，历史的伤痕总是隐含着群体性的心酸、痛苦、哀怨和悲愤，让历史的遗迹和忠实的记载见证那些创伤，并对之进行全面述说和阐释，本身就是医治心灵创伤的重要方式。抚平一个民族的创伤之所以比抚平个人的创伤更加困难，是因为它需要漫长的过程来重建民族的自我认同，恢复民族的自信、自尊、自立和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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