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全球化展开，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遇到了极大的危机与挑战。一时间，人人纷说资本主义的命运就此转折，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社会主义却又被称为世界未来发展的导向。但任何一种说法可能都流于表象，还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辩证法视野。

　　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在马克思所构建的《资本论》之中，《资本论》以历史辩证法的逻辑完整而深刻地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拜物教本质。这场新自由主义的整体性危机所反映出来的结果，只不过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病症——建立在资本与劳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拜物教作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现代性永恒的本质，历史循环般地演绎于资本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它不因新自由主义的衰退而灭亡，更不因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后现代反思”而弱化。相反，它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它还将是资本主义整个生产关系的中心。更为可怕的是，它还正在强迫资本主义以外的其他世界和地区成为这种拜物教不自觉或自觉的同谋者。

　　以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而生成的商品拜物教是整个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本质，它实现了生产关系对现实个体的完全统治。因此，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础，它还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交换价值这个抽象的中介借助于资本的扩张，借助于对剩余价值追求的内在推动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换算成了物的或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借助物的或物与物之间的自然属性表现出来。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

　　拜物教作为生产关系的物化，使得以经济为核心的一切对人来说都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反映与代表着现代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个体沦为异化的存在体，沦为资本价值序列共同体中的工具。同时，拜物教作为一种不断被生产的机制，又是一种异化的意识形态，它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为自然物之间的关系，使人的真正社会关系成了偶然性的存在物，被放逐到了康德意义上的认识论之外。物化成为横扫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异己力量。

　　所以，当代需要马克思的出场，一种“现代马克思”幽灵的出场。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说，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这是在呼唤马克思的现代出场。而新自由主义危机之下，连同《资本论》在一起的“马克思热”在世界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出现，似乎正在应证着马克思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意义。

　　我们确信，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质，只不过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继续——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的不足——这种拜物教的本质，在全球主义之下的今天，更是以其资本的同一性逻辑同化着一切传统民族，抽象的统治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与交往方式的本质特征。资本，以其创造世界的面貌不断地分裂与破坏着人的本质化的生存。

　　恰恰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当然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导师，甚至是这个时代最具清醒的指引者。正如伊格尔顿所说：“马克思主义在赞美现代的巨大成就方面超过了未来主义，同时以它对这一时代的无情谴责超过了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派。它既是启蒙主义的后裔又是它的内在批判者，不能用当前西方文化争论中时髦的赞成或反对现代主义的现成用语对它作出轻易的界定。现代主义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非常混乱的，它依赖着现代性，所以决不会真的反叛现代性。后现代主义要么使过去商品化，要么抹掉过去。唯独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坚持了辩证法思想，就是说，现代历史是文明和野蛮不可分离的历史，既与浪漫主义的怀旧思想相对立，也与现代化的自鸣得意相抵触。”

　　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承继者，我们共产党人，应该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及剩余价值理论出发，利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批判与革命性武器，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生成与扬弃出发，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拜物教本质中，不断地生成与建构真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以人为本”的现实构建。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