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华网的报道，在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部署中，重新强调要探索完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即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科技领域的计划管理体制，认识到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全面推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我以为，这种走回头路的思维方式是十分值得商榷的，如果做得不好，甚至会对我国的科技创新十分有害。

　　对社会和政治稍有点常识的人，只要听到“举国体制”立刻会想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集中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集中资源，在一、二项事上突击搞出惊人成绩方面确实有其优势。这不仅表现在苏联的载人宇宙飞船先于美国上天，在竞技体育方面，“举国体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全国挑选苗子，国家不惜成本，集中训练，确实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了一些体育尖子，这在主要靠民间运作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这种体制的代价十分巨大，把资源统一到中央行政力量手中，不仅会由于决策链条过长、信息不对称造成效率低下，而且由于缺少市场的选择机制，一旦决策失误，会造成巨大的浪费。苏联有着世界上无以比拟的广袤国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不仅在苏美的科技、经济竞争中败下阵来，而且在这种“举国体制”下，人民不得不生活在短缺经济中，忍受着没有选择的痛苦。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在工业化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是引入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正是在各省市之间、各类所有制的企业之间、外资和内资之间的竞争带来了多元化的繁荣。以市场成功为标准的良性竞争不仅是产品和工艺流程的竞争，同时也是制度的竞争，它打破了大一统的格局，形成了因地制宜的创新模式。中国文化久远，地域广阔，差别大，能够更好地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培育不同的创新路径。分散化的经济管理体制也能够充分利用“市场的发现”作用，使资源配置更合理。我国在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当时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下，竭举国之力自行发展“两弹一星”，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代价也非常巨大。目前国际环境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国际科技合作日益频繁，应该可以探索一条不同的道路。当然，发达国家不会把尖端科技送给你或卖给你。所以，我不反对国家制定中长期的科技发展规划和战略。在财力增长的情况下，国家也应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直接投入以及对科技成果应用的激励补贴，但是真正的突破性科技成果的诞生和产业化只能是独立的科研与企业行为的结果。科研项目的确立，科技成果的转化，企业需要的技术是买还是自己研发，应该由它们自己来决定。我国科技体系创新能力弱的根本原因是产学研之间脱节，是对旧的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体制改革不彻底，因此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对我国科技管理体制、人才培养模式、科研院所及其企业创新系统进行深入的改革，特别是加大企业的研发投入，这不是靠“举国体制”能够解决的。

　　一些人认为，美国在推行“国家战略防御系统”等计划时，也采用了“举国体制”，我以为这个说法缺乏事实根据。像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能够规划的仅仅是自己的预算，而不可能采用中央集权体制下政府可以调用一切资源的方式。在当时美苏争夺世界军事霸权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增税提高军事预算，动员更多的资源，但这毕竟是有限度的，谈不上是什么“举国体制”。而被一些人推崇的日本用举国之力发展“第五代计算机”却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经济赶超中，日本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扶持落后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80年代初，日本的赶超时期基本结束，开始进入国际技术前沿的探索时期，尽管日本政府运用政府扶持政策的经验更丰富，政府财力更雄厚，但政府第五代计算机开发计划却失败了。其原因在于高科技研发的不确定性，由政府来主导产业技术发展方向并不可取。赶超阶段政府可以发挥一些指导作用，但在自主创新阶段就不灵了。基础研究的突破是一回事，它的成果是人类共享的知识，需要政府的直接投入。而创新却是另一回事，它的标志是科技成果市场应用的成功。在这方面，政府不可能比企业知道得更多。要尽快实现把我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我们更应该借鉴美国在通信信息领域的成功经验，探索一条分散化的产学研结合的路径和融资模式，建设中国的“硅谷”，中国的“奔驰”。其实在这方面，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成功范例，华为和比亚迪的经验难道没有典型意义吗？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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