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怀特在《分析的时代》的开篇指出，“几乎20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从讨伐黑格尔的观点开始的”，黑格尔的伟大意义也正是在不断受到批判中彰显的。反观中国，尽管学术界对于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展开批判与争鸣以催生学术繁荣的讨论已经泛滥，但是学术批判缺位的状况至今并无实质性的改变，更为严重的是，学术批判似乎在当下完全“退场”了。众所周知，作为学术主体的学者自身，在自己的观点与其他学术思想交锋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促进其对自己论点的反思，并在这一过程中明晰自己的思想限度，与其他学者相互借鉴，促进学术繁荣。

　　既然是一种学术繁荣的力量，学术批判为何久久不能“出场”呢？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依然将问题锁定在学术批判意义的本身上，而不深入到学术批判的抑制性因素上，那么，学术批判是等不来的。在中国当下学术场域中，如下的几种情形是必须予以聚焦考量的。首先，“学术权威主义”的压制。论资排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做是对从事某一领域研究的学者的尊重，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其研究成果一定与“权威”资格相吻合呢？一些人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资格老”等于研究成果的“权威性”。因此，即使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有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也由于对方“辈分高”而不敢提出任何疑义，于是只好“照着讲”、“接着讲”，而绝不能“对着讲”。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共识”——“学生批判老师的观点为不尊”、“年轻人批判长者的观点为无知”、“无名之辈批判名家为炒作”等等。

　　其次，“学术市场化”的“侵蚀”。各种学术共同体的组建并非学术意义上之必需，而不过是建立“利益共同体”罢了。在这种情势下，各种门派形成的观点既不能被外派“挑战”，也不能被“犯上”的同门所批判。缺乏真诚的学术批判，任何学术都不可能得以良性运行，久而久之，学术观点自身的重复就成为眼下诸多学派的必然了。于是，学者们总是试图归入某一名下，纳入某一中心，这样一来，任何的学术批判都似乎是对此种游戏规则的破坏。正如有学者所说，“学术界由学术和文化圣地异化为名利场，使学人和学子由‘研究人’异化为‘市场人’”。

　　最后，“学术制度”的“共谋”。单就人文社会科学来讲，评价制度的不完善以及执行中的问题，使得学者们很难进行学术批判。目前对于学术批判更多的潜在意识停留在“对人”而不是“对文”，对一学术观点的批判有可能被认为是对某一关系网的对抗。人们担心如果对某些学术权威提出尖锐的学术批判，那么以后在申报项目中遇到他评审怎么办？各种学术的游戏圈是否会把我踢出去？各种评奖的设置中是否会有所不利？基于目前各种学术制度的现行规则，人们干脆不提出任何的不同意见，即使有，也不会作出任何书面文章质询。大家情愿各做各的，最终滑向对所有同行的研究成果采取漠视的态度。

　　颇为遗憾的是，正是基于上述之故，“缺乏”学术批判与争鸣的学术研究只能采用两种方式展开，一是“注脚型”的学术研究，即只对古今中西的学术权威注解，并无形成新论；二是“独断型”的学术研究，即在学术研究中不问同行的一己独断，造成了资源性浪费。而这必然带来的是在学术“假繁荣”之后的彻底枯竭。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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