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由于复杂的国际与国内原因，中国大众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持续发酵，“民族主义愤青”成为中国青年中一个庞大的群体。

　　笔者以为，中国“民族主义愤青”的出现是诸多社会因素导致的，它具有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从积极层面上看，首先，他们可能促进以某种议题为内核的网络市民社会的成长。其次，“民族主义愤青”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展示了自己的看法和情感，从而会对外部他者、内部他者形成压力，并迫使他们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社会力量。最后，“民族主义愤青”有时也会对政府的行动提供助益。

　　从消极层面看，由于其青年特征、民族主义特征，“民族主义愤青”无法摆脱现实与潜在的破坏性、极端性与容易为人所利用的结局。首先，一定程度上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甚至有损中国形象。其次，“民族主义愤青”很可能由于因情绪愤怒而走上狭隘地排外。最后，“民族主义愤青”还可能因为情绪激动而被他人所利用。

　　基于“民族主义愤青”的一些消极表现和特征，我们可以说，中国大众民族主义者在面对挑战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外部他者时，还不够成熟，仍亟须从多个向度推进成熟国民心态的建构。

　　何谓成熟的国民心态呢？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康德曾从启蒙的角度阐释现代人如何利用理性从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他列举了三个例子说明人们的不成熟状态，“当一本书代替了我们的理解，当一位牧师代替了我们的良心，当一位医生替我们规定了膳食，此时我们就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康德是从伦理和政治两个维度来谈人不成熟状态的解放，这是一个大的逻辑。这里笔者只探讨极端“民族主义愤青”不成熟状态的表现，进而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法。

　　中国“民族主义愤青”不成熟状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夸大民族悲情，为单向的受辱心态所笼罩；主要以情绪来驱动行动，缺乏问题解决意识；不宽容，缺乏法治理念和责任意识。要摆脱上述不成熟状态，至少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要超越民族悲情，走出单向的受辱心态。在当下中国“民族主义愤青”的心态中，既存在着弱国心态，又存在着强国心态，两种心态针对不同的外部他者，但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受辱的悲情心态，这是近代中国历史所塑造出来的民族心态。近代以来，中国备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救亡成为中国主要面临的问题，在中外关系上特别是中西关系上，中国人整体上已被历史塑造出了鲜明的“被辱心态”、“受害国心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力迅猛增长，中国的生存安全问题业已基本解决，虽然仍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复兴心怀疑虑，或自觉不自觉地阻碍中国的复兴，但是中国整体上已摆脱了近代以来的绝对被动局面，昔日的“病夫”、“弱者”形象已一去不复返，中国大众需因应时代变化，从历史悲情中走出来，主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要以问题解决为导向，而不仅仅是情绪驱动。“民族主义愤青”的情感和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反中国或歪曲中国的基础上的（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反CNN网站的建立、中国大众在互联网上动员抵制家乐福超市的运动），它是一种很直接的情感，但该情绪支配下的行动有时也符合现实主义的某些逻辑，因而它也可能是理性的。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柏林指出，“民族主义首先是受到伤害的社会做出的反映”，当一个民族受到伤害时，肯定会产生本能反应，但也不乏深思熟虑的反应，柏林的“弯枝说”体现了民族主义自然的本能反应，尽管其反弹也是一种进攻性行为。对于这一感性色彩浓厚的本能反应，我们进行过多的价值批评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更好的应对方式是理性引导其感情的发泄，评估本能性反应造成的现实与潜在后果，并用深思熟虑的预案与行动来消解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引导他们从解决问题的方向来审视问题和纠纷。

　　第三，要确立法治理念，弘扬宽容精神。近年来，中国提出了负责任大国的身份目标，负责任的大国需要负责任的政府，也需要负责任的现代国民，而法治理念与宽容精神是现代国民的必要素质。当下，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愤青”满嘴暴力语言，动辄“抵制”、“杀光”，黑掉现实或想象中对手的“网站”，暴戾气息溢于言表。说到底，他们既缺乏宽容精神，也缺乏基本的法治理念和责任意识。诚然，他们有网络言论自由，但其言行不论是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都有诸多瑕疵和缺陷。诚然，现代国际社会仍具有某些“霍布斯文化”的特征，仍不乏弱肉强食的因素，但那毕竟已不是主流。

　　总之，在笔者看来，一个成熟的“民族主义愤青”，在心怀现实主义审慎伦理的同时，也应有世界意识和乐观理念，恰如美国社会学家莫顿所说，“在思考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时，不能把普遍的甚或典型的失败拿来当做悲观主义的证据。在社会学家的世界实验室中，就像在物理学家和化学界更封闭的实验室一样，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成功的实验，而不是一百零一次失败。从一次成功中所学到的东西比多次失败中学到的要多。一次成功证明它是可以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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