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抑或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对中国来说，绝不是国势渐强的简单展示，其关键在于借发展转型之契机，引领民族复兴的新起点。一个民族的复兴，不但需要经济实力等物质层面上的丰厚，而且也需要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成熟。大国复兴的冲动，必须基于一种健康的国民心态。

　　当今中国的国民心态，既复杂且矛盾。一方面因为国家的强大而自豪；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起伏，自信与自卑、乐观与悲观、理性与非理性，交织成一幅纷然杂陈的场景。常言道：“心态决定命运”，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一个国家。走在复兴路上的中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国民心态？中国人应该怎样与世界交往、与自己交往？国人对自我定位的重塑，对自我心态的定义，都需要中国知识界去梳理和探讨。

　　思潮涌动影响国民心态

　　中国目前正处于民族复兴路上的关键转型期，社会心态多元，各路思潮激荡。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左”和民族主义等成为影响国民心态的重要社会思潮，它们也影响着中国人对国际社会的基本看法。

　　自由主义主张效法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模式，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结构，使中国融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际体系中去。对内，它还表现为一种“崇洋媚外”式的自我否定或虚无主义心态，所谓“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就是这种“移情”、自卑心态的生动脚注。

　　与自由主义相比，文化保守主义则披着老夫子的长袍马褂，一方面用东方价值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厚古薄今，将当代中国所创造的成功奇迹完全归功于“本质主义”的文化基因，用显微镜看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问题，从哈哈镜里寻找本土价值的现代性。

　　形形色色的“新左”常以对社会公正和分配公平的诉求立论，试图从与自由主义相反的方向上影响中国的发展前景。其在草根层的表现之一是“网络左派”，常被戏称“小左”，喜好标榜其正义性和草根性，在网络上对所谓“精英”口诛笔伐。然细究其主张，批判多于建构，尖锐而不深刻，信口高谈，脱离根基。

　　民族主义更多关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面，倾向于国家主义，认为中国人只有团结一致，抵制外来影响，才能获得更多的国际发展空间，进而才有可能较好地解决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包括了网络上颇有声音的“铁血派”。

　　从对外心态方面来看，上述这些思潮大致都可在“媚外”和“仇外”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其身影。自由主义者通常具有某种“媚外”色彩；文化保守主义对西方世界多持批判态度，属于温和“仇外”；“新左”态度比较复杂，一些人欣羡西方福利国家，一些人主张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针锋相对，锱铢必较，以致外交部门官员时常不得不戏谑地抱怨他们并不“缺钙”，只是“缺觉”。

　　在国民心态的范畴内，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都和民族主义有所交叉。正如央视英语频道主持人杨锐在其新书《谁误读了中国》中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是当前的大问题。而民族主义在当下中国的体现，是历史悲情式的“被包围心态”和过分自信的“暴发户心态”的某种混合。

　　正确引导民族主义

　　从中国近代史上的“百年屈辱”，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被威胁、被孤立的处境；从1999年美国炸毁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到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从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境外传递遇袭，到“3·14”事件之后西方媒体对中国一边倒的批评与指责；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西方对中国的打压，到对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的围追堵截，凡此种种，时刻不间断地刺激着国人的神经，促使民族主义的高昂、高扬和高涨，更是使部分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被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之为“被包围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

　　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一些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也空前加强，甚至展现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反映在知识界，是认为中国应该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公开叫板的激烈诉求；反映在民间，则表露出强烈的对峙思维，期望以极端方式解决国际纠纷。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着急于与世界同步、急于恢复世界强国地位的念想。种种情状，既是国人对改变现实状况的急切渴求，又折射出一种急躁且非理性的心态特征。这种被一些专家称为“暴发户心态”的后发国家通病，正在成为中国民族复兴路上不可回避的问题。

　　民族主义心态的这两个方面本无可厚非，多数国家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但对于不断成长壮大，要更多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的中国来讲，处理不好国民心态问题会带来复杂后果。若能善加引导，民族主义将成为建构爱国主义的重要基料，对于国家认同的强化、社会凝聚力的增强都十分必要。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爱国主义，始终应该是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的旗帜。

　　健康国民心态的内涵

　　透过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世界不仅观察和体会到中国的经济奇迹，更能感知其国民心态的深刻内涵。双城双会，百年梦圆，民族复兴路上的中国人究竟应该秉持一种怎样的心态？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著名学者阎学通认为，国民心态作为一种集体精神只可能建立在自己传统文明的基础之上。国人应重新挖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中国“君子风度”的大国心态。这种心态要求对国内外两个社会同时强调道德规范、诚信以及正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傅梦孜也认为，正确的国民心态总体上来说就是一国的国民既要有自信心，塑造自己的文化形象，又要有包容心，吸纳别人的文明。这种包容和吸纳不仅需要求同存异，而且需要针对不同情况树立新的理念，即清华大学刘江永教授所推崇的“求同尊异”、“求同纳异”和“求同化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在国民心态方面的演变是一个不断塑造、完善的过程。1949年以前，国人的理想是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实现国家的独立自强。新中国成立后，赶超欧美，实现“四个现代化”又成为了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现在的大中国梦，则更倾向于北京大学牛军教授所说的，“是以美国为参照，希望获得和美国一样的国际地位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但是，不管国人在心态方面的实践如何发展，都不可能是简单的一蹴而就。

　　中华民族的复兴，绝不是唯GDP是瞻的简单物质发展，也不是陷于历史和现实的窠臼不可自拔，更不是自己强大后就能怎样的臆想，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和灵魂，既包括在国际事务中的有所作为，也包括国民自信、理性、包容和负责等健康心态的自然流露。自信源于对国家发展前景的肯定；理性源于对世界形势的全局性把握；包容源于大国的气概和宽广的胸怀；负责则源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烈意愿。民族复兴路上的中国，应更加勇于参与国际博弈，在涉及自身利益和人类前途的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建构健康的国民心态

　　健康国民心态的建构，要求国人摆脱“历史的囚徒”身份，建立正确的现代国家意识，以积极的心态去看世界。所谓正常的成熟的现代国家意识，不等于放弃爱国主义，相反，爱国是一个现代公民最基本的立身处世原则。当然，我们所说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族主义不同，是科学的、理性的，而不是盲目的、狭隘的，甚至一味排外、闭关锁国的。在国际交往中，尊严来自实力，落后就要挨打。固步自封，闭关自守，不可能有发展，更谈不上有尊严。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旧中国存在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被英国的暴行破坏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过程。”邓小平在阐述中国改革开放必要性时也强调，“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打破封闭状态，实行对外开放”。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在回顾和总结历史的同时，应该更深层次地探求世界大国崛起的缘由和奥秘，从而为己所用。

　　健康国民心态的建构，媒体传播责无旁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手段的进步，舆论对国民心态的作用从没有如今天这般重要。民族复兴背景下的媒体报道，除了客观和公正以外，更要求将“报喜”与“报忧”兼容并蓄，使国人全方位地了解国家状况和国际形势，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我们的国人是极其聪明的，并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思考力，客观、坦然的媒体环境，更有益于引导国人形成自信、理性、包容和负责的心态。

　　健康国民心态的建构，应重视公民教育，加强人文价值观的培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教育往往是以政府说教代替公民教育，以思想灌输代替信息传播，以技能培养代替人文思想的养成。在民族复兴的今天，国民心态的建构不能再是上述单方面教育的结果，它需要全社会形成一个自我教育、自我反省以及自我讨论的公民教育模式。只有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更好地进行思考，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才能成熟。

　　当然，国民心态和精神状况的建构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关键是中国人既要懂自己，也要懂世界。树立正确的国民心态，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先进文化为指导，既要防止盲目“媚外”，又要克服简单“排外”，力戒两种错误倾向相互刺激。中华民族的复兴，就好比“用自己的语言和精神，与同样发展了几千年的另外一套语言、精神进行沟通”。虽然困难且漫长，但是必须从现在就开始加以重视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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