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伶人家族文化研究的渊源要追溯到我十几年前的一次阅读经验。大概是一篇关于电影导演谢晋成长道路的文章令我深思。谢晋出生在浙江上虞的望族世家，他的家族乃东晋谢安后裔。当年，谢晋准备报考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家族对此极为愤怒，力欲开除他的族籍。

　　当时，我受到很大震动。为什么从事伶业就要被开除族籍？在社会众多职业中，为什么从事伶业要遭受如此惩罚？伶人和家族到底存在一种如何的内在关系？它们的对立体现了一种怎样的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

　　谢晋报考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当时民风已开，而且他的家乡位处得风气之先的东南沿海的江浙省份，他报考的学校也不是传统戏曲科班，而是一所国立的教授现代西洋话剧的高等学府。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家族尚要对他予以除籍惩治，在此前漫长的历史中，从事伶业者不知要经受多少家族给予他们的精神折磨和灵魂痛苦？

　　后来，我又接触到一些伶人被除族籍的资料。德珺如，出身贵族家庭，经常以票友身份客串，尤其擅长扮演青衣。他的叔父非常恼怒，斥骂他为“自甘下贱”，将他革出家庭，注销宗籍，而且“竟因其学戏，祖、父皆懊恼而死”。由此，入伶不仅使伶人饱受除籍苦痛，似乎对家族也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本来以为谢晋乃望族之后，德珺如是官宦子弟，门第高贵，可能对于伶业分外忌讳，故而严惩。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是耻感文化，特别重视体面和身份。位高门重如德珺如、谢晋之家族，自然会对影响家族体面和身份的行为断然采取措施。

　　但是，我也阅读了贫寒百姓对于伶业及伶人态度的材料。刘喜奎入伶以后，回到天津唱戏。她的二叔得知她唱戏的消息，竟被气死，刘喜奎将二叔的遗体发送以后也大病了一场。由此可见，家族对于伶业及其伶人的立场具有一种社会普遍性。

　　在这种家族与伶人的独特关系中，我隐约感觉到它不仅是一个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命题，它似乎还可以触摸到中国一种微妙而又隐秘的民族人格。这种民族人格，既属于政治层面，又是关乎文化和人性的，它不仅具有一种民俗学价值，更具有一种文化人类学意义。家族和伶人的关系，可以折射出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结构变迁的运行密码。

　　这种思考，一直伴随着我走过了十几年。在此过程中，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中国伶人性别表演研究》，开始将研究视角集中在中国戏曲伶人角度，希望能够从伶人与性别的互动关系，延伸到中国伶人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互动关系，从而发现和确立这种民族人格的运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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