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赞歌时代（1949—1966年）、沙漠时代（1966—1976年）、复苏时代（1977—1989年）、多元时代（1992—1999年）。这四个阶段的区域文学特点也有程度上的差异。

　　全球化背景下文学凸显“地方性”

　　十七年是“一体化文学”的成形期。1949年７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思想、组织、政策、阵地和经济上全方位地把文艺纳入统一领导。从此，文艺作为一条“战线”，作家作为一支“队伍”出现在当代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同人性质、流派性质的文学社团销声匿迹，只剩下以地域、区域命名的文学组织和期刊、出版社。对文学地方性、民族性的挖掘旨归在对整体意识形态的赞美上，它只作为意识形态的要素而存活。如闻捷之“吐鲁番”、周立波之湖南“山乡”、柳青之陕西。

　　“十年浩劫”是极“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重建新的“革命文学”、“红色文学”，把一切传统要素作为革命文学的对立物予以铲除，因此与传统息息相通的地方性因素亦被贬抑，结果造成了一片文学沙漠。

　　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的地域因素亦不重要。只有到了“寻根文学”潮流中，对民族传统正负面价值的挖掘方彰显出各地特色。如韩少功之湘楚、张炜之胶东、莫言之高密。但因其面向过去的时代，它更是“地域”的而非“区域”的。

　　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之后，中国文学事业进入更加多元化的阶段。既有弘扬主旋律的文学，又有坚持个人化写作的严肃文学（纯文学），更有商业化的大众通俗文学。它们互有借鉴，共同支撑着转型期文学的天空。转型期的中国文学，受全球化浪潮的反向刺激，本土化、民族性、地方性（包括地域、区域）成为很多作家的自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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