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对话”，跨阶层的“对话”，才能真正弥合阶层间的差异，最终走向同情/理解的可能。因而，“底层文学”作家与批评者需要从血肉生命般融入底层生活开始，由身“体”到神“悟”，与“伯纬”们及其生活图景建起对话关系，而非妄执于“新”或“左”的名分，以避免陷入画地为牢的境地。

　　2004年以来，随着底层叙事的异军突起，对“底层文学”的讨论成为文学批评界的显学。一般说来，“底层文学”写作的代表作家有陈应松、曹征路、刘庆邦等。他们无论是钟情湘西神农架松鸦的低徊夜鸣、“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林林总总工厂的苍茫，还是华夏中原矿区赤裸大地的疮痍，皆把视角如探针般刺入社会神经末梢的底端，注目这一群体的生存境遇。在众多评论中，有一种声音“振聋发聩”，即认为“底层文学”在处理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时是现实主义的，作家的态度是批判性质的，是“五四”新文学中左翼文学传统的当代接续。因此，可称之为“新左翼文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底层文学”的创作来讲，“新左翼文学”的命名提高了其理论向度，且推动了文学创作走出臭名昭著的“身体写作”的“泥潭”，并为21世纪初几年间的文学创作正了名，从而实现了其文学史的宏大目标。可是，仓促、简化地论断往往遮蔽事物复杂的状貌，“新左翼文学”命名概莫能外。具体说来，“底层文学”出现于中国社会飞速推展的21世纪初期。其时，市场、资本与消费从大的方面讲，渗透至国家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从小的方面讲，渗透到家庭主妇手中的油盐酱醋，并由之带动整个社会阶层以空前的规模与速度分化裂变——这一切或隐或显地构成“底层文学”写作的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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