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与学科分化加快，历史学家对海洋史研究的杰出成就越来越令人刮目相看。1949年，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出版博士论文《腓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长时段”时间观念来考察地中海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整体性变动趋势，把自然、经济、社会、心理的各种因素都纳入历史视野之中，形成多学科交叉的“大地中海”整体历史，对世界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也给亚洲海洋史研究带来诸多启示和促进力量。

　　在整体史视野下，区域化、专门化与比较研究成为当今亚洲海洋史研究的新潮流。早在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就已经注意到具有悠久海上贸易历史的南中国海、暹罗湾、爪哇海构成名副其实的“东方地中海”。（G.赛代斯《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近年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李塔娜等东南亚史研究学者通过对从华南沿海到北部湾海华人商贸网络的考察，致力打破国别史的界限，展示了北部湾海域有别于陆地国家、民族的界限模糊而内涵丰富的国际贸易“水疆”体系，把“东方地中海”历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境地（Water Frontier: Commerce and the Chinese in the Lower Mekong Region,1750-1880）。美国学者穆黛安、安乐博不约而同地关注16—18世纪南海海盗这一特殊人群，并将之当做一个跨国界的流动海上社会来研究，展示了东南亚“水疆”别致的历史场景（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德国慕尼黑大学普塔克倡导开展对亚洲海上交通咽喉的海峡——例如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等——的比较研究，探讨海峡区域独特的自然、人文历史发展轨迹，寻求对作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海洋通道的海峡进行新的历史解释。日本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以日本海洋史与东西交通史为重心的中日交通史、中琉关系史、南岛史、南洋华侨史研究等，转而研究海域内部及海域之间的交流以及民族、区域的比较研究，对亚洲海洋史研究贡献颇多，滨下武志以“海域融合”观念阐释近代亚洲历史，把亚洲作为一个区域和整体来把握，关注海域内网络模式（如中介地研究、朝贡体系和华人网络等）、港口之间的模式、海域之间的模式（如跨海商人集团、跨海城市关系、跨海经贸往来、跨海货币流通、跨海移民和劳务等）、海洋管理及利用模式（如沿海宗教信仰、民间与官方冲突等）、腹地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建构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具有“亚洲价值”、“亚洲模式”的近代亚洲经济圈，展示了东亚海洋史研究在理论与范式上的新体系。

　　与整体史视野相辉映，全球视野、多学科合作研究也是亚洲海洋史研究值得重视的趋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先后出版了《现代世界体系》等名著，沿着依附理论，从更宏大的视野探索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通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历程，其中海洋史占据十分重要的分量。新近一个由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著名学府和学术机构联合开展的名为“第一个全球性经济体系及其对人类环境的影响”的国际合作项目，以海洋亚洲为中心，从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生态环境等多学科角度揭示：18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出现之前，由于长期的海洋贸易以及文化、技术与人口交流，环印度洋世界早在13世纪即已形成“第一个全球性经济体系”，并对当时及往后很长一段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我国学者自20世纪初以来，在南海史地、海上贸易与海关史、海上丝绸之路等领域取得可喜成就。厦门大学杨国桢多年来倡导建立“海洋本位”的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体系，在中国海洋史学研究中“开风气之先”。1983年以来，台湾“中研院”每两年举办一次中国海洋发展史学术研讨会，汇聚海内外专家学者，形成海洋史学研究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因应国际学术潮流与国家海洋事业发展需要，我国海洋史学工作者应该在理论、范式与学科建设上大胆开拓创新，加强各种资料的整理和挖掘，积极引进外国档案和文献资料，打破学科畛域，推进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携手前进，开创海洋史研究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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