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称的东南亚“水疆”（water frontier）这一概念深受布罗代尔和丹尼斯·隆巴德的启发。布罗代尔强调要回到问题的本质，用“球形的视野”去“重新和同时思考”一个海周围的几个海岸，将它们看做一个事物的不同部分，而不是截然不同的物体。他对地中海历史的研究不仅考虑欧洲，也同时将土耳其、巴勒斯坦和埃及思考在内，展示出历史上的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教文化圈并非互不兼容，这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圈在许多场合互相影响并成就对方的文明（《腓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丹尼斯·隆巴德将这一思考方式应用于东南亚研究，认为华南地区与东南亚恰恰构成一个亚洲的地中海，因为这个环南中国海地区之间的贸易网络和文化交流与布罗代尔笔下的地中海世界颇有相似之处。他认为在过去的200百年中，一些研究东南亚的西方学者总是引导东南亚人向西看，把唐人街说成是近代外国人的居住处，而东南亚的民族主义学者也试图割断东南亚与华南地区之间至少2000年的历史联系。他指出，抛开华南地区去谈东南亚，就像叙述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却避而不谈土耳其和埃及一样荒谬。

　　我们的东南亚“水疆”研究要打破的正是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研究框架。看看13—18世纪初的东南亚地图，从今天越南中部的古占婆王国往南直到马来半岛长达数百英里的海岸线上都没有政治中心。然而在18世纪，这片长期被视为偏僻之地的海岸地区崛起了东南亚大陆上最重要的两个政治和经济中心——曼谷和西贡，并在它们周围兴起了一连串繁荣的小港口。毫无疑问，东南亚地区这一时期的活力来源于其沿海地区，而这些变化发生的起点又在华南地区。

　　将华南地区和东南亚一并考虑，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何等深刻。18世纪，广东、福建的经济作物生产供应内地，手工业产品出口供应东南亚。具有高附加值特征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直接促进了闽粤两省近代的经济繁荣，间接促进了中国内地的发展。但是如果没有湄公河和湄南河两个大米商业生产区的粮食，广东就无法腾出农业来发展副业，经济进阶就无法实现。广东经济的繁荣刺激了消费，对东南亚的木材、海参、燕窝等的需求大大增加。华南地区人民的衣、食、住对东南亚的贸易和生产模式发生了直接的影响。频繁的海上交往令东南亚海岸线上各国获得火器、火药和战略性金属的机会大为增加，而那些没有或被剥夺了出海口的国家就此开始积贫积弱。强大的商业活动和人口的增长又促进了东南亚近代国家的形成，现在泰国和越南的国界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但是二战后，民族—国家的兴起使东南亚地区的历史被分割成碎片。国别史不可避免地以每个国家为中心，而该地区的核心——南中国海却被忽略，成了东南亚的“空洞的中心”。将南海比作另一个地中海意味着我们必须将几个环海地区同时考虑，寻求重新复活南中国海沿岸地区的共同历史和共同经验，并且重新思考联系这个球形共同体的种种因素。这个研究视角打开了一个曾被忽略的原始资料库。该地区前殖民时代的原始史料非常缺乏，因此这些发掘出来的第一手史料弥足珍贵。这些宝贵的史料以前一直没有受到重视，是因为当不同的民族—国家从18、19世纪的原始史料中剪裁出各自需要的内容时，它们被看成边角余料。这批史料对理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性历史来说，至关重要。“地中海”的观点十分有益，在我们纠正传统“中心”观念时，它提供了另一个更大空间、更长时间段的统一体。“水疆”概念的价值不在于发布权威的论断，而在于探求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为分析历史而提出一系列新问题。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童力、江哲、郭烁、许航、胡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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