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把欧洲地中海作为研究范畴已为世人所知，“地中海模式”常常被应用到亚洲和大西洋海域研究中去。一般而言，对帝国或大区域感兴趣的海洋历史学家，把自己放在海洋的中心位置来观察海岸及其延伸的水域。

　　但是，拿印度洋、亚洲其他海域与地中海比较还是有着太多的差异。首先，印度洋是一个庞大的躯体，东西两边都有多个宽敞的出口；地中海是一个封闭的内海，直布罗陀海峡是它的唯一自然出口。其次，在航海时代，印度洋的南半部几乎为人所不知，在国际商务中未起任何作用；地中海显然与此不同，它的沿岸地区在历史上都有相当长的时间卷入贸易与文化交流之中。在罗马帝国时代，地中海起到了罗马“湖”的作用，地中海沿岸地区名义上接受了单一政治机体的统治。最后，两个区域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自然差异：印度洋上，亚洲的贸易与交通很大程度上受季风和潮流约束；地中海则无此现象。

　　所以，不能简单地使用“地中海模式”来研究亚洲海洋（如印度洋）的历史。但是，我们可以对布罗代尔的概念加以修正，确定一套基本元素或条件，来衡量某个海域是否达到“地中海模式”或“准地中海模式”，继而开展研究。按照这一思路，有几个亚洲的海域（如东南亚、东北亚海域）可以纳入到“地中海”类别中进行研究。推而广之，还可以将亚洲和非洲的海岸连成一线，即“海上丝绸之路”纳入研究范围。

　　布罗代尔对所谓的长久性现象最感兴趣。具有长久性交流特征的“海上丝绸之路”对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印度文化通过孟加拉湾和马六甲海峡向东南亚传播，使东南亚进入“印度化”时代，同样，佛教通过海域从韩国或中国浙江和福建传到了日本，明朝出现琉球的留学生，中国的妈祖崇拜传播到东南亚，古吉拉特的伊斯兰墓碑出口到苏门答腊，中国佛山的铜鼓、铜钱流传到东南亚和远东的许多地方，这些都属于海洋文明交流与发展的重要现象。实际上，作为一条国际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长廊，确保了文化物质和众多奢饰品的流通。

　　海上亚洲和平交流的群体中，有阿拉伯人、古吉拉特人、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等。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是人类海洋交流的杰出典范。法显、伊本·白图泰、利玛窦等人，均扮演了国家、文明和宗教间文化信息传递者的角色。

　　对海洋历史感兴趣的学者，应该把1600年代以前的海洋历史遗产当做最佳的研究对象，并把郑和下西洋嵌进布罗代尔的交流模式之中加以考量，这样可以获得许多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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