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0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了纳兰君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站在基础主义和反基础主义之间》（“国际双周刊”第15版），该文认定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已经陷入困境，主张国际关系理论要追求实践性和批判性，即主张研究者要采取某种折中主义立场，行走在基础主义和反基础主义之间。纳兰君似乎秉承了儒家思想中的“中庸”精神，企图调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两种哲学基底，而窃以为不是所有的哲学或理论立场都可以被调和出某种中间道路。

　　问题决定方法的选择

　　纳兰君“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陷入困境”之论断尤其令人困惑。纳兰君总结了两种方法论“误区”：追求精确化的实证主义立场和提出什么问题就采用什么方法的工具主义立场。对于前一种“误区”，纳兰君认为“因果逻辑并不能使我们的世界显得更清晰、更明白……我们会发现自己正在沿着一条无止境的因果循环之路跑下去”。那什么逻辑才能使这个世界更清晰更明白，或者说最清晰最明白呢？有这样一个逻辑吗？窃以为包括因果逻辑在内的各类逻辑都有助于我们更清晰更明白地认识这个世界，只是它们各自发挥的作用不同罢了。纳兰君还批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充斥着无数错误的“燃素说”，看似有解释力，实则乃子虚之事。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方法论的“误区”并不恰当，因为“燃素说”是一种理论假说，并不是方法论。为了追求解释的精确性，研究者才需要运用实证主义方法。纳兰君说这类学者有过度追求精确性的毛病，而窃以为“过度”与否难以界定，研究精确到什么程度实际上是由问题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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