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我几乎跑遍了全世界，发现史学研究的基础，或者历史研究需要哪些基础，其实是离不开大时段、大空间、理论创新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历史研究离不开大时段、大空间。历史研究还要注意吸收新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网络概念”的使用，可以使我们形成系统观点，具有横向性、多元性、动态性特点。应该充分利用相关方法，分析和研究问题。“世界体系论”中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关系”理论，强调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值得借用。

　　关于跨学科研究方法问题，我认为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文学介入史学研究，对于开辟新的研究视阈是件有意义的事情——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有利于学术繁荣。比如，我所研究的中国古代朝贡关系。从政治角度看，朝贡关系是中国统治者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关系扩大到外围和四边，按“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朝贡诸国—互市诸国”的顺序排列，按邻接的“中心—周边关系”同心圆式交错产生的一种体系，并在16、17世纪逐渐成熟。从经济角度看，“朝贡本身是一种交换”，主要围绕固有商品的定价而进行。比如中国的宁波和日本的长崎，历史上由于贸易的关系，彼此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就要超过其与各自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实际上，通过以海洋为媒介的经济联系，进而通过大陆部分的海滨城市与内地的联系，再加上边境贸易所形成的国际互动，亚洲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圈”。因为朝贡关系促发和推动的亚洲各国各地区的交易活动，产生了连接亚洲各地的交易网络、交易中心地、汇兑渠道和金融中心地等，形成了朝贡贸易关系的交易网络。用跨学科的方式来研究类似朝贡关系的历史问题，可以让人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历史。

　　另外，史学研究尤其要从基本史料做起，也就是打好最根本的基础，注意同时代史料的使用。与此同时，近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也带来了历史研究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对经济史研究领域，对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也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历史与现代的沟通和交流还不尽如人意。这不但是全球化自身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如何理解全球化的问题，尤其是如何选择研究资料的问题。“档案无用论”的观点是不对的。后现代派一意追求建构理论框架、忽视史料的做法令人不敢苟同。但是，还要注意理论的方法，缺乏理论的研究也是不好的。能够很好地把两者结合是研究的根本。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