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基础在本质上是不断学习的过程。

　　一个人的学习动力主要来自三种力量：一是生存的压力；二是使命的激励；三是兴趣的吸引。我们不妨从三个层面上做一点分析。一种是职业性学习，就是为岗位而学，为饭碗而学，为生存而学。这种学习是基础，也是唯物主义的。一种是使命性学习，就是抱着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国家和人民建功立业的学习。这种学习具有强烈的政治指向性。比如，孙中山20岁学医，6年后成为名医。然而面对民族危亡的局势，他决心弃医从政，实现了由学习医学到学习革命的转变。鲁迅在学习上也有一个改医学为文学的转折。鲁迅原来也是学医的，后来看到“东亚病夫”不仅是病在身体上，更是病在精神上，他要用文艺改变国民精神，于是学习和从事文学。周恩来青年时期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老一代军事家中，有的人原来的学习和职业兴趣不在军事上，但是为了以军事手段改造中国，就改行学习军事。一种是享受性学习，即把学习视为自己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沉浸读书生活，享受知识乐趣，不受功利影响和左右，是学习型人生。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职业性学习的目标是生存，使命性学习的动力是责任，享受性学习的源泉是兴趣。这三个层面的学习密切联系，都是积极的学习，但是作为以先进性为特征的共产党员和身处高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学习的层次自然应该更多地往使命性学习的层次提升。

　　学习要着眼于认识自己的潜能，发掘自己的天才，塑造自己的特长。一个人的才华和才能，是生存发展的资本和饭碗，是完成任务履行使命的强点和优势所在，是个人的兴趣和享受所在。能够把生存的需要，同自己最有兴趣的工作、最能够发挥创造力的工作结合统一起来，就是最幸福、最高效率的人生。马克思一生研究革命理论，既有“为人类工作”、“为人类学习”的世界观，也有对个人特长的比较。年青的马克思一度想成为一名诗人，让诗歌使生活变得更美丽。但他悲哀地发现，艺术顶峰离他是那么遥远，仿佛是在彼岸的东西，自己显然缺乏诗歌创作必要的天赋。他检讨自己的诗歌作品说，“我的头三册诗的内容和特点。……（结论是）写诗可以而且应该仅仅是附带的事情”。马克思终于从诗歌创作的热情中走出来，他的兴趣转向了哲学领域、政治经济学领域，认为只有这个领域才能更好地为人类工作，他发现自己最大的潜能和创造力是在这里。“发现自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一旦有了正确的自我发现，马克思就找到了创新和用武之地，走上了有自己特色的人生之路。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仕途和文途、政治家和学问家、领导者和专家，越来越相互转换、合二为一了。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往往是离职的政府官员，例如尼克松、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很多是学者出身，基辛格是从大学教授走上国务卿岗位的，原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赖斯，是大学研究员出身。一些大政治家在退休以后，又成为大作家、大学问家。英国的丘吉尔晚年写回忆录，成为学问家。美国的尼克松下台后，在他的声望降低到极点时，决定以书为伴、以笔为友，潜心著书，从1975年开始，继《回忆录》之后，他又写了《真正的战争》、《领袖们》、《真正的和平》、《再不要越南战争了》。大量著作的发行，使他重新走进美国公众和世界人民的生活中，成为人们喜欢的作家。从1978年开始，尼克松又写了《展望21世纪——和平竞争的胜利》，1988年年初刚出版，就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学习、钻研和写作的好处是，可以在没有官做的时候有学问做，可以通过学习排忧解闷、重振自我，可以在做学问、当专家的道路上有所作为、实现自我。

　　在学习选择的深处，还有一个学习价值观、知识价值观和专家价值观的问题。有人说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官本位”强烈的国家，看重“学而优则仕”，对“学而优则家”不那么尊崇。重视“仕途”，轻视“文途”；重视“官”，轻视“家”。这种文化是需要更新的。世界上一些热爱学习、崇尚知识的伟大人物，往往把他们专家和学者的身份看得比他们官员的身份更重。杰斐逊是美国的开国元勋，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主要理论奠基人，是美国的政治思想家，是第三任美国总统。在1808年大选时，杰斐逊效仿华盛顿谢绝竞选。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墓志铭上写着这样一段话：“这里安葬的是托马斯·杰斐逊，他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规的作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他书写自己作者和大学创立者的身份，不写自己的总统身份。他认为一部《独立宣言》和一部宗教自由法规的作者头衔，远远高于他历时8年的第三任美国总统的头衔。有了这样一种理念，自然就会尊重知识、重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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