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基础折射学者治学水平

　　古人论学、治学总强调一个“积”字，如荀子说“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基础研究是治学的前提和关键。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就不会获得深刻的学术成果。

　　事实上，打基础是治学的重要保证，学术基础折射出一个学者的治学水平，它既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任务。本期特别策划约请了国内外的相关专家学者就“治学先要打基础，治学如何打好基础”等问题展开讨论。

　　基础不牢 学界笑料频出

　　中国古代典籍《老子》提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在这里形象地阐明了大的东西无不从细小发展而来，同时也告诫人们，欲成大事，须从基础做起，从基础出发。治学同样如此。中国科学院院士谈镐生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深方能叶茂”、“什么样的基础决定什么样的科研水平”。谈镐生院士的论述，显示出基础是事物、科研、治学发展的根本或起点。

　　就学术基础而言，大体上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指导，二为扎实的学术基础知识和研究根底，二者不可偏废。然而，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事例，却让人对部分学者的学术基础和研究功力心存疑虑。除了那些让人大跌眼镜的“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之类的“研究成果”外，学术翻译上的笑话尤其层出不穷。如“水磨坊”被译成“水淋淋的小姑娘”、“孟子”被译成“门修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被译成“布雷顿·伍兹体系”、“蒋介石”被译成“常凯申”、“费正清”被译成“费尔班德”……常识性错误令公众一片哗然，并一次次触及学术基础训练这一话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学术界的浮躁之风一次次“吹”远了最基本的常识后，却“吹”来了伪学者的尴尬。

　　以翻译界经常出现的人名翻译错误为例，可以看出某些学者的基础知识结构并不扎实，至少在语言学及相关历史知识方面缺乏深入的研究。正像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指出的：“翻译毕竟是将文本从一种文字移植至另一种文字，因此译者通晓两种文字乃至多种文字是最为基本的硬道理。但事实上单凭语言是不够的。文学翻译毕竟不是简单的文字翻译。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其风格、意境往往不是辞典可以解决的，更令翻译机器望洋兴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现这些常识性翻译错误的，往往不乏著名学府、著名学者和著名出版社。“著名”的背后何以经常出现常识性的错误？一个世纪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曾作出这样的界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梅贻琦先生留下的名言至今传诵：“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是现在，不但大师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望，就连认认真真做学问、拒绝常识性错误都成了要突出强调的问题——这值得我们深思。

　　固本强基 离不开冷板凳

　　不管能否扬名，不管难度多大，如果能始终抓住基础不放，坚持在打基础中求发展——有甘坐“冷板凳”的耐心，有“沙里淘金”的信念，总会有所收获——因为坚固的基础离不开冷板凳和长期积累。

　　众所周知，范文澜先生有句治学格言叫“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前一句是说治学要耐得住寂寞，肯下苦功，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后一句是说写文章要言之有物。范文澜的名言启示人们：打基础就像燕子垒窝，需要下细功夫、慢功夫，没有一步登天的捷径可走，来不得半点虚假浮躁，即要经得起“冷板凳”的考验。

　　留心的读者会发现，做学问出成就，不可“太热闹”，要甘于清静寂寞。从《中国书院词典》中，我们不难发现，嵩山书院、岳麓书院、莲池书院……几乎中国历史上的治学之地，都不在“太热闹”的地方。诚然，一个学者理所应当有所建树，但建树要建立在艰苦劳作的基础上，不能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更不能只图自己火势旺，不管后人没柴烧。这就要克服名利思想、浮躁心态，耐得住寂寞。

　　打基础的工作不显山露水，很难产生“轰动效应”，却关系到治学的长远发展，日积月累，其效自见。谈起治学要长期积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告诉记者，平和心态和开阔胸怀是能够治好学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学术研究可归结为四个字：锲而不舍。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也指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学者本身具有某种特别的心智禀赋和知识存量才能胜任研究的要求。这需要予以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且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不同的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和经验积累发挥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锡勤也表示，治学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谁也不是天生的大学问家，需要不断地积累、不断地打基础。“有人认为青年时代需打好基础，中年以后就可以不用继续怎么学习了，我认为这种想法不对。”

　　爱尔兰哲学学会主席、爱尔兰国立大学梅努斯学院哲学系主任迈克尔·邓恩也表达了与杨善华、张锡勤等学者相似的观点，人们经常会有一种冲动，那就是事先没有充分的规划或想法便草率付诸行动。不过，我们这些以思考对任何行为过程产生影响为己任的哲学家，似乎也没有获得对这种草率和冲动的免疫力。显然，如果要想扬名并取得宝贵而持久的成果，那就必须事先认真计划并确保有一个我们所寻求建立的牢固基础。

　　加强理论指导 强基础促创新

　　打好学问基础，除了要有长期坐冷板凳的精神外，正确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指导更是不可或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郭松义先生就此指出，“马克思曾说，一切理论都可以归结为方法论。从方法上来讲，打基础的时候，要注意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研究问题。”他强调，“现在各种流派、各种观点层出不穷，治学的基础理论也是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思治先生在谈论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时也强调，“历史是从什么地方（时候）开始，理论基础和理论思维也要从什么地方（时候）开始。而理论思维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史事的抽象理论表现。理论是从历史的进程中概括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仅有史料是不够的，而要有宏观的理论基础、理论支架等。”

　　在结构力学、板壳理论、极限分析、变分原理、结构优化设计等方面有深入研究和重要成果的我国计算力学工程结构优化设计的开拓者钱令希先生，生前一直极其强调治学先要打基础的重要性。钱令希还特别强调实践和跨学科的重要性，对于打基础，“我认为要理解得广泛些，不要局限在只是读书打理论基础，还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下功夫。要注意实验技能的训练，以及数学基础、外语基础、语文基础、哲学和科学史基础。对现代科技人员来说，还要加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基础训练。这个广泛的治学基础，用大家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也就是科技工作者应有的合理的知识结构。”钱令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道出了打基础要注意突破专业小天地。

　　有人这样刻画过被锁在某一块知识“碎片”上的人，他自己也得成为一块“碎片”，而只想在知识海洋中吞食的人，他自己也将被知识海洋所吞食。这并不奇怪，因为后一种人养成在现成知识中搜寻一切问题答案的习惯，不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便是在不同观点中左顾右盼、无所适从，走不出陈旧观念的框架。这种情况，很值得我们引为鉴戒。要知道，人类知识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已成为浩瀚的海洋——书是读不完的，基础也不是一次能打好的。因此，治学必须打好基础，但也不能盲目地无限制地打基础。打基础是为了搞研究，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同时也拓展和充实自己的治学基础。

　　庖丁解牛之所以神速，除了技术的娴熟与对牛生理结构的了如指掌外，更重要的是他有正确的刀法。谈到打基础如何与创新结合时，迈克尔·邓恩表示，思想者认为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思考问题是习以为常的事。但这恰恰表明了他们对过去的看法，暗示了传统的重要性——那些恰如其分地理解了传统的人，未来能够比他们的先辈走得更为深远。

　　台湾中兴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所教授杜松柏在《国学治学方法》中也指出：“前人治学，以博观约取、博古通今为准则；今人治学，则进而求融合中西，以一己之心思才力，涵咏古今中外之心思才力，以求创获。”

　　迈克尔·邓恩和杜松柏都用精短的语言道出了“打基础”和“创新”的内在关系：打基础并非是“按部就班”的同义语，也不能与“四平八稳”画等号，也不是“年年岁岁花相似”，总在一个层面徘徊。打基础既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又要研究探索、开拓创新。

　　日本学者、著名汉学家、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滨下武志则表示，吸收新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使我们形成系统观点，具有横向性、多元性、动态性特点。这是打基础的应有之义，也只有勇于开拓创新，打基础的工作才能富有成效。对此，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也表示，“打基础本质上是不断学习的过程。”这个“不断学习”，实际上并不是“重复”学习，而是一种不断创新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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