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家皮尔斯（C. Peirce）提出指号“三性”（Thirdness）及其互动转换的理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建立在“能指—所指”二元论上，但皮尔斯认为，符号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是指号（sign/representamen），第二是对象（object），第三是释义（interpretant）。指号是我们的第一感觉；对象是所感所知；释义是升华，是头脑里的“真正指号”。

　　皮尔斯：符号学的进一步展开

　　皮尔斯指出，指号是第一，它和第二，即对象，有真实的三维关系，并由此决定了第三，即释义的存在，使释义也与这个对象保持同样的三维关系，它们必须同时“在场”，互相制约，不可分割。符号学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之一是亚里士多德的符号观，他把人类的认知本质归于“灵魂之感”（affections of the soul），即因感有觉，因感生情，情与觉相加才是人类认知的真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语音表达“灵魂之感”，文字是语音的符号；字母因人而异，声音因人而异，但直觉的“灵魂之感”和印象反映的事物不会因人而异。如果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符号观加以变通和阐发，寻求它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公约数”，那么，相当于语言之“象”的“指号”表达“灵魂之感”，它所指的“物”即“对象”是心灵感受的“实在”。不过，“灵魂之感”和它的“对象”不可避免地受制于“释义”。具体的“释义”受感觉之扰、“皮囊”之困，难以提升到“佛心”境界；抽象的“释义”应当是建立在智识上的“佛心”。生于尘世、长于尘世的“民族”及相应的“民族万象”、“民族体物”和“民族精神”，仍属于人类认知和体用的初级阶段，最终要通过“忘我”而达到万法归一的最高境界。民族共生是社会万法归一的初级阶段，是政治理性的操控手段，是人类和谐生存的最低要求。

　　……查看更多内容请订阅《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