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全球化”怎么发展，不可能将全球多个民族都“化”成一个民族，也不能够将全球多个国家都“化”成一个国家，各民族和各国之间的差异性将会长久地存在。所以，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应该是“百花齐放”，世界文论应该是“百家争鸣”。

“中国话语”是在全球化语境中，随着学术界对于“话语”研究的不断深入，提出的新问题。

　　长期以来，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掌控着世界主流话语权，甚至演变成为“话语霸权”，然而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几乎处于“失语”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小亨利·路易斯·盖茨等为代表的黑人学者首先觉醒，他提出了“黑人话语”和“黑人话语权”的问题。

　　到了90年代，中国学者也觉醒了。黄维樑说：“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孙津说：“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时，想一想罢，举凡能够有真实含义的或者说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有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中国自己的呢？”曹顺庆说：“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因此，中国学术界也提出了“中国话语”和“中国话语权”的问题。

　　“中国话语”一词较早出现于1993年王一川的一篇论文里。随后，“中国话语”一词就在国内学术界流行起来了，而且研究的问题还进一步细化为中国诗歌话语、中国小说话语、中国文论话语等。1993年以来，“中国话语”问题就成为国内学术界所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从学术机构看，先后成立了“中国话语语言学研究会”（2006）和“浙江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2007）；从学术会议看，先后举办了3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研讨会（2006—2008）和3届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学术会议（2006—2009）；从学术成果看，发表了90多篇论文，出版了曹顺庆等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2001）、黄力之的《中国话语》（2001）和张桃洲的《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2004）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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