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 研究中心 韩震

　　公民教育作为培养公民生活方式、社会规范、文化习惯和价值观的教育，首先且本质上是国家认同的教育。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民身份认同出现的某些新问题，向公民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任务。

　　首先，全球化使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破国界限制，人们不仅因为商务、学业和旅游等在世界各地流动，而且也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获得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从而使任何国家的公民教育都是在其他国家的公民教育的参照之下展开的。

　　其次，信息技术和网络化使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混置”。在不同的制度、文化、思想和信仰的环境下，如果说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过去“地域性”族群基础上通过国家垄断教育和共同性的工业生产与市场运作而形成的，那么全球化和互联网则侵蚀着国家对教育的垄断权。

　　再次，大国之间的文化博弈或国家之间的软实力竞争，也向中国的公民教育和民族文化认同提出了挑战。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敌对势力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渗透，侵蚀着我们的公民教育。

　　尽管全球化对中国的公民教育和国家文化认同造成挑战，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也存在有利于构筑并强化国家认同的潜在条件，可以通过国家公民文化共性的塑造而超越某些地域性和族群性传统所造成的差异。事实上，中国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也确实在迅速提升。譬如，在2002年皮尤的调查中，只有48%的中国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认同，到2008年已有86%的中国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满意。与此同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良好的比例由2002年的52%提高到82%。目前，有利于强化中国国民国家认同感以及多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的有利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城镇化和人口的集中有助于消除狭隘的根深蒂固的地域身份认同和族群认同，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从而有利于铸造“我们感”和“共同性”；人口的流动能够稀释地方人口结构的单一性，从而减弱地方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

　　二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使地域性文化逐渐变成一种共性的法制和契约文化，对消除熟人社会所依赖的地方性文化和族群文化的差异也有根本性的作用。

　　三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公民教育的覆盖面空前扩大，通过统一的教育，可以塑造有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共同语言的公民。

　　四是大众媒体和政治民主的发展，使国家政治文化和公共文化得到迅速传播，有利于形成一个公民话语平等交流的公共领域，从而促进国家范围内公民文化、思想和意识共性的增长。

　　鉴于全球化对国家认同造成的挑战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强化国家认同的潜在资源和动力，我们应排除不利因素的干扰，抓住工业化、城镇化和义务教育迅速发展的有利时机，通过国家政策和公民教育的引导，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

　　义务教育体现了国家对公民培养的普遍关注，因此公民教育具有普惠性和共同性。无论其民族、地域如何，所有适龄儿童都应该接受教育，所有人都应理解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样也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其中，公民教育的模式、内容、方法影响着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巩固。

　　公民教育要促进国家认同，必须既注重普遍性和共同性，也注重特殊性和差异性。对内强调普遍性和共同性，才能形成国境之内的共同感和“我们感”；对外强调特殊性和差异性，才能让我们与其他民族国家区分开来。但在对内强调普遍性和共同性的时候，不能忽视特殊性和差异性，因为公民既有共同性也有个性；同时，在对外强调特殊性和差异性的时候，也不能忽视普遍性和共同性，因为只有对历史发展方向具有普遍性的趋势才能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组织普遍性和共同性与特殊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动态的双螺旋结构，就成为国家认同成败的关键。

　　中国正处在激烈的社会转型之中，不仅对人的个性的尊重成为从传统主导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从有限的地域性、族群性特殊文化向国家共同的文化过渡同样是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在价值取向上，二者之间存在张力。可能的策略选择是，公民教育应该把国家法制和公德教育放在首位，以塑造具有共同社会规范的公民，熏陶具有共同行为和共同文化的公民。同时，在公共道德和共同的法律框架下，形成尊重差异和个性的环境。

　　强化公民教育，首先是教育内容的普遍化和同一化。应设立与中华民族历史相衔接、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相符合的公民教育课程标准，地域性和族群性的“校本”教育内容则必须有利于巩固国家认同。其次是在空间上拉近不同地域和族群的学习距离，尽可能提供条件，让适龄儿童到父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上学；另外，进一步增加边疆少数民族青少年到内地读书的人数，通过青少年在空间上的接近而达成文化和心灵上的接近。公共资源应该用来加强共性，而不是巩固或制造差异。通过公民教育，我们应该熔铸“我们”，而不是制造“他者”。

　　应努力培育具有世界眼光和国家意识的现代公民，这种公民超越了狭隘的地域性和族群性文化限制，用宽广的公共视阈思考民族国家和共同体的问题，从而构建多元一体的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为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和平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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