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哲学、史学、文学的划分，是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文化、学术中引进的。这一分类是现代社会对学术研究的贡献，有其长处，也有其弊病。例如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就不完全合适，这也是众多学者强调并呼吁把“国学”或“汉学”列入学科目录的动因之一。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学科目录本身就是并不全盘引进美国模式的结果。皮之未动，毛将焉改？对学科目录不进行反思和必要的调整，“国学”或“汉学”就难以在学科中确立。

　　为什么说“并不全盘”地引进呢？美国有的大学设有“美国学”一科，我们就没有学来。当今世界急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尽管这种交流自远古时代起就已经出现了，但是，迫于各个民族和文化的发展以及人类和平与幸福的急切需要而自觉地进行交流，则似乎应该是从冷战结束之后才正式地大规模地开始的；而自进入21世纪以后，不同文化的对话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不同文明的交流，已经在不同层面上展开。无论是政治的和形态文化的（例如文学、艺术、民俗等），还是宗教的交流对话，都离不开上述的哲、史、文的视角、观念和方法。

　　但是，平心而论，恰恰在哲、史、文自身层面和范围内的直接交流与对话却显得赶不上形势的要求。而缺少了哲、史、文交流的引领，其他形式的交流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处于盲目、自发、零碎和低效的状态。如果说，跨文化交流是世界各国人民和谐相处之所需，那么中外就哲、史、文进行交流，就是推动跨文化交流之所需了。因此也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世界汉学界和中国学术界密切而深入的交流合作承担着重要而紧迫的责任。有鉴于此，我希望到一定时候，能够分别举行哲、史、文等学科的专门研讨会，以期为世界深入了解中国提供更多的思想和智慧。

　　在跨文化交流中，了解和熟悉别的民族的思维方式十分重要。例如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古代典籍，如《老子》、《论语》、《庄子》、《孙子》以及宋明理学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法文、英文，甚至可以追溯到400年前，但是因为欧罗巴—希腊—希伯来文化的思维与中国文化的思维有着巨大的差异，因而西方人在阅读、研究这些文献时难免受到自己熟悉和习惯了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出现理解的偏差。反之亦然。中国人在阅读西方典籍或当代学者的著作时也会习惯地用中国人的思维去理解，乃至发生翻译和理解的错误。要想逐步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从哲学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多年来，葛瑞汉、孔汉思、本杰明、郝大维、安乐哲等大批西方汉学家和杜维明、成中英等华裔学者已经作出了有益的、大胆的探索，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经验不但为世界汉学界、也为中国的国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考。

　　应格外关注研究的“工具”

　　毋庸讳言，中国的人文、哲学和社会学科曾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尽管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步基本了解了外国研究的进展，与多国学术机构和专家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关系，包括不少留学生在外学习多年后回来从事研究；但是，至今我们开放的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了解也需再广泛深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学者应该对外国学者在研究汉学时所使用的“工具”给予更多的关注。我这里所说的工具，指的是他们所使用的分析论证方法、哲学等学科的基本理念以及术语的选择和确定等等。

　　同时，我也深感中国学者应该尽快地、逐步地去掉残存着的一些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的习惯性想法，例如，认为“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总不如中国人来得真切”，喜欢用自己熟悉的研究方法和形式去评判外国学者的研究等。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世界的多种视角，也需要学习已经为学术实践证明是有用的一切方法、工具和形式。当然，我相信，世界汉学家也会关注中国学者所习惯使用的工具，例如考据之学、版本目录之学、训诂文字音韵之学等。

　　比较研究要重视异质文化之“异”

　　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比较”是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说是基础性的工作；同时，对中国的国学研究和世界的汉学研究，比较也是常见的课题或方法，尽管这并不见得就是研究者的初衷，但研究的结果往往是进行或渗透着比较，含蕴在中国典籍中的基本观念，由于民族历史、地理环境、心理趋向、思维模式的特点，与外国，特别是与欧罗巴—希腊—希伯来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我认为，在比较时似乎应该更重视二者之异，而不是二者之同。中国人喜欢“和而不同”，而“和”的前提则是存在“异”，无“异”就谈不到“和”了，寻你我之“异”是为了最后达到彼此的“和”。

　　如果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只注意了解异质文化之间的“同”，相对忽略了彼此之“异”，就会在学术上无意间掩盖了“异”，也就是掩盖了文化的多元性，而这样仍然解决不了不同文化间的“和”的问题。“同”，吾自应珍惜之，呵护之；“异”，吾尤当尊重之，参考之。于是彼我互爱互促，共进共融。反之，如果人们从中西的比较中容易看到的是二者之“异”，就难以做到如费孝通在其晚年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比较思维的这样一种方法，不但会直接影响到跨文化学术的研究、成绩的大小，甚至会影响到国际政治，不可谓不重要了，而在世界上能够起到引领感召作用的、影响到政治的，莫过于学者。

　　普遍性的只有文化成分或元素

　　世界各国民族的文化都是各自的先民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中积累的智慧，都有其特色和优点。例如中国人的一些伦理观念，就是更符合人类成长、生存、发展规律的，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也是符合科学处理人与自然、现实与未来的需求的。在欧罗巴—希腊—希伯来文化中，虽然有一些方面确实并不具有普遍性，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人类历史以及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应对，都反映了这一点；但是西方格外重视的平等、个性等理念确实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又如，中国人整体、关联、模糊的思维模式，在很多时候要比西方的二元分析、精确有效得多。但是，在科学技术领域，更多需要的是二元分析和精确。从欧罗巴—希腊—希伯来文化的分析论和积极进取精神，婆罗门教对宇宙、人生的冥思，到非洲许多部落对森林和树木的崇拜，以及萨满信仰中对人心理的引导和对自然的敬仰，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于人类、于环境有益的因素。

　　因此我要说，过去和当今的世界在各个文化中只有普遍性的成分或曰元素，而不存在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在这个方面，对自己或他人的文化既不可以为一无是处，也不可认为浑身皆宝。

　　汉学与国学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

　　世界汉学研究和中国的国学研究，用中国的俗话说，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几百年来，特别是自进入20世纪以来，真是同荣同辱、兴衰与共。现在我们一起赶上了难得的机遇，一起呈现出蓬勃之势，但是我们面前的路还并不是平坦的康庄大道。汉学，在外国还远不是显学，因而人才培养、工作职位、研究经费等的条件也并不理想；国学，在中国也还在探路和积蓄力量，并且还在受着不少束缚。二者沟通的条件距离“遥相呼应”、“通力合作”的需要也还遥远。

　　但是，我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希望。一是全中国都在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是丢失得太多了，怎样才能建设新时代的文化；二是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国家的文化建设这个巨大而艰巨的历史性任务正在破题；三是教育领域的又一轮改革即将到来，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中一些束缚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体制和机制将要逐步进行改革；四是世界各国对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遍布五大洲、90个国家的400多个孔子学院就是生动的证明。

　　在这四个方面中，我认为第一点和第三点更为重要。一个是客观上的时代、国家未来和人民的需求，一个是破除实际存在着的、影响国学研究的障碍。如果说前者是发展国学的必要性，那么后者就是可能性。当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具备时，所呼唤的就是学术界自身的“可行性”了，也就是我们应该尽快做好应有的准备，主观能动性的准备。

　　纵观人类的和中国的文化发展史，文化的兴盛总是伴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出现的，也总是因博大的胸怀、清醒的头脑和宏远的眼光而出现的。我认为，这三项在今日之中国都已经具备。那么，就让我们坚定地坚持既定的努力目标，用日复一日、甘于寂寞的努力，以罕见的海涵包容的心态，来迎接不久就要到来的国学和汉学研究的兴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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