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社会形态问题要有现实观念，我们在研究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大题目中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要弄清楚中国是以何种社会形态迎受西学东渐实现近代转换的。以往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中国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迎受西学东渐，进行近代转换，后来进入了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成为中国近代转换的一个过渡阶段。对这样一种界定，长期以来我们都确信无疑。但是就我个人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它开始发生怀疑，并在此后的20年来一直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后来完成了《“封建”考论》这本书，试图在这个问题上作一些探讨。

　　在这个探讨中我们所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是指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以一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生产状况，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历史的统一，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形态。它一般而言是由三种要素构成：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也有学者把它分为四种要素：社会的技术形态——生产力，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社会的政治形态——政治上层建筑，还有文化形态——思想上层建筑。无论是三种要素说还是四种要素说，都是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的观照之下来确认的社会形态，而不是其中的某一个方面。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就是他的社会形态学说，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有一些思想家在运用这个理论武器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社会，但正式运用这个理论武器来展开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是从中国性质论和中国史论学说开始的，并逐渐被学界各个领域的学者所熟悉。当他们都运用这个理论来讨论，这种讨论就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为我国后来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时，由于当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形态学说的理解比较肤浅，所知不详，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这两者的结合更是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所以在社会史论战过程中出现了各种派别。最重要的两派，一派是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古典封建论，另一派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泛化了的封建观。他们的辩论看起来很激烈，分歧很大，但深入研究后会发现他们存在着同样的毛病，就是他们的社会形态理论不是由前面所说的三要素说或四要素说组成，而是突出了其中一个要素，那就是当时各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经济唯物主义的影响，陷入了经济唯物论，即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发展的基本因素。

　　我想之所以把中国的中古即秦汉到明清，说成是与西欧的中世纪以及日本的中世纪一样的，其实是把各异的社会形态说成是一样的东西，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经济唯物论在起作用，因为当时都是农耕文明、自然经济，既然如此，那社会形态也就基本一样。这样概括可以从郭沫若先生的论述中、斯大林所主持的联共党史中找到同样的论述。郭沫若在《中国古代史》的序言中清楚地讲道：大家都是人，都是从猴子进化而来，东西方没什么两样，说有两样就是违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这就把历史发展单线化、直线化、一元化了。

　　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究竟是怎么说的。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有的论著中（就我所看到的著作而言），从没有把中国、印度等除日本以外的东方国家的前近代称作是封建社会或封建制度，而是把它们称作东方专制主义，或者称为建立大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东方社会。这不是偶然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个注释专门讲到日本，说日本是一个封建社会，因为它的土地所有制和贵族政治等是非常典型的封建社会，甚至比被欧洲史学家们所扭曲描述出来的欧洲中世纪的表述更像封建社会。

　　这里引申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是唯一学习西欧近代化成功的东方国家。那是因为日本的前近代社会跟西欧的前近代社会相比，它的民族经济和贵族政治那一套都非常相似。因此，经济基础跟西欧发生资本主义的近代转换基础非常相似，所以它转得很顺。而中国、印度、埃及、波斯等实现近代转换的时间并不比日本晚，但老是转不过来或当中曲折很多，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基础不一样。我们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点上来，可以看清楚这一点，他们从没有把中国、印度等非欧国家的前近代称作封建社会。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的民粹派以及俄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对于非欧地区的近代化进程的概括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关于马克思批评俄国民粹派，可以说是直接对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发展观的批评，马克思清楚地说明：俄国不可能像西欧国家那样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我们复归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点，不是要求一定要赞成马恩的观点，但是有一点要讲清楚的是，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明确批评过的观点强加到马克思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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