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性质、特点、道路及其历史前提？这是学术理论界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重大历史时刻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得出科学的认识，不能求助于远离中国实际、中国问题的西方理论。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内，结合新的理论资源和新的研究方法，凸显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的当代意义和学术立场，是具有基础理论和思想深度的研究路径。

　　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它着力于探讨人类社会发展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一般趋势和规律，同时着力于探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独特社会发展道路。这一理论对于中国的哲学、史学和经济学在阐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方面均有深远的、根本性的影响，它直接涉及对诸如“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中国的历史分期”、“中国社会进化的长期性或停滞性”、“资本主义萌芽”等一系列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直接涉及对诸如“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进化模式”、“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亚细亚生产方式”等一系列重大的哲学理论问题的认识；直接涉及对中国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对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的认识。

　　历史价值观，是迄今为止理论界尚未予以重视的一项重大理论课题。中国30多年来的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奇迹，而是一个复兴。这深层涉及中国历史应如何认识、如何评价、如何重新反思的根本问题。包括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路径如何评价？不同的文明体系及其世界意义如何评价？不同的制度安排如何评价？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价值的多元化如何可能？在民族国家特殊利益冲突中“普世价值”如何可能？这些问题都集中地显示出历史价值观的重要性。如何在建构科学历史观的同时确立公正的历史价值观，这是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环境的重要尺度。

　　中国的历史观、历史价值观必然要有一个概念的、具体的展现过程，这就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叙事模式和现代性叙事逻辑。

　　现代性可以说是国际学术层面的中心议题，但这个议题的话语设置权属于西方。源于欧洲发生的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现代性在一些特定语境中常常被归结为西方性、资本主义文明或自由主义理性。现代性在西方历史中被穷尽了吗？

　　按照黑格尔到福山的思维路线，人类文明犹如太阳之于地球的轨迹，从东方到西方，最终将在资本主义的当代形态中终结历史的想象。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创造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艰难困苦的行动偏离了这个主要方向。社会主义国家向西方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整体性转型，是以和平的方式回归到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至此，在西方文明的世界中，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向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

　　在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尚未科学地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初期，他曾经认为“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照之光所预示的将是东方社会的未来。那么，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能否像米海洛夫斯基之流所期待的那样“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根据我们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和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论给了我们重大的启示：第一，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并非注定要走一条道路；第二，不同民族、不同社会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第三，《资本论》中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它是对西欧社会“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运动的历史概述，而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第四，如果东方社会不顾它特有的历史条件，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它就会受到那些铁面无私的规律的支配。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各种主要特征直到今天还在黑暗中藏而不露”；哈贝马斯则强调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设计。那么，罗马名城是否就那一座？通往罗马的道路是否就那一条？也就是说，现代性是否是唯一的？再进一步说，西方价值是否是普世的？

　　我们面对现代性问题，必须突破西方话语的前提预设，也必须突破我们对现代性理解的前结构。

　　历史是一本打开的人类实践的书，而不是西方文本中学术概念和理论句式的堆积，更不是用某些特定的观念厘定的事实，在离开西方的思想体系不能言说的学术语境中，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及解决方式在许多时候都是在西方历史发展模式下被规定的。西方历史衍化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伦理的版本都是在讲述一个与西方相同的故事。正像西方一些学者瞄准中国“改革”的标尺，往往着眼于如何评估中国从“经典社会主义体系”中走出了多远。“在中国的现实世界中，市场已经成为主要的协调因素，产权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有部门放弃了自己的主要地位，其结果远远不再是一种经典的社会主义体制，而是非常接近于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体制。”

　　因此，在本质上和现实性上，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是中国自我认识的过程，是中国历史重新发现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性思想重建的过程。

　　正如有的学者所论，中国史观是以中国为主体也是以中国为对象的历史观，它是中国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是以中国历史经验为依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同时也是中国自我评价的历史价值观。从中国史观出发研究中国社会性质，划分中国历史时期，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和明确中国社会转型方式，均应围绕中国历史和现实特点来展开，必须在中国的语境与史境中研究中国问题。中国史观是中国历史意识、历史经验和历史过程的综合表达，它旨在充分揭示中国区别于欧洲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

　　基于中国的历史特质与历史经验来设想中国的现实变革，是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前提下展开对中国未来的想象。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以及这一实践所形成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已在世界意义上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这需要理论界、学术界深入研究其中的历史逻辑、理论意义和学理基础。

　　时代在发展，思想在前进，我们要在学理的意义上相承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精神，在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特别是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内涵。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伟大梦想，人民最精致的智慧都集中在哲学思维上，因此，形成时代精神的中国表达和涌现出表达时代精神的思想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担负起引领学术的重任，积极发挥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创造基础和前提批判的作用，并深刻内聚着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文化逻辑和理论张力。

　　正如王伟光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真实体现，是中国人民对时代精神的深刻表达，也是当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引领旗帜。可以说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理论成果，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始终如一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就是对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经验和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与学术建构。

　　毫无疑问，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理论时代。我们将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或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进入到现代性的中国内涵层面，这种中国特色的理性建构、现实规划和未来预期将向国际学术界展示我们的理论高度。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在历史和现实、地域和世界以及当代学术思潮风云际会的时空节点上，给思想家的理论创造提供了机遇。中国所走过的这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道路，这条文化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神奇路径，毫无疑问为现代性的全球谱系增添了独特的乐章。而我们的学者要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对这一独特乐章作出具有中国话语的解读，要深刻揭示隐含其中的历史逻辑和理论意义，就必须在思想中把握我们的时代。科学的思想天才和表征时代精神的理论家，能否基于这样的高度提出意义非凡的见解，正如韦伯在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指出的：“什么成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延伸到因果联系的无限性之中，这是由支配着研究者和他的时代的价值观念决定的。”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质、传统及其文化的价值判断、全球时代文明的多样性、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都集中到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根基和历史价值观上。这一现代性的中国建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才能确立历史的起点并得到合理的叙事。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组织召开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高级研讨会，其学术目标就是要为探询中国道路的学理基础确立唯物史观的基本分析框架，其思想立意就在于基于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探讨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叙事与现代性的中国建构问题。可以说，“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的会议主题，构成了理解、分析和认识当代中国问题和历史逻辑的学术制高点。我们期待着学术界以此为契机，在马克思开创的唯物史观理论的指导下，真正自觉地实现话语方式与研究方式的转变，真正将学术植入我们存在其中的社会本质的那一度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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