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唯物史观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深刻剖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而收获的重要理论硕果。马克思虽然没有就社会形态问题撰写过专著，但一生中围绕着这一问题留下了大量论述。

　　根据日本学者大野节夫的考证，形态（Formation）这一语词是马克思从当时的地质学术语中借用过来的。该词在当时的地质学中用以表示在地壳的历史中先后形成的不同岩层，一个形态就是一个不同的岩层单位。可以看出，马克思使用“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意在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不同的历史层次、不同的历史阶段构成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留下了众所周知的三大社会形态的论述，并强调指出，“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 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达，其中谈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通观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诸多论述，我认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最核心、最根本的旨趣就在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是由不同的历史阶段构成的，其中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只是人类社会历经的一个阶段，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人类社会形态必将驰入一个全新的行程，从而结束“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岁月更替，人世沧桑，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理论光彩，相反，它依然以其宏大的世界视野、科学的理论价值，对当今社会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这些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这就是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在中国的实践中获得时代的升华。

　　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为我们深入研究社会形态理论，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机遇。我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一文中曾就此谈到，“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危机伴随社会的深刻变化。历史上，资本主义几次带有全球性的危机都曾引起时代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从长期来看，美国金融危机的结局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这次危机具有颠覆性、全面性、深度性和长期性的负面效应，将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和持续的破坏性影响，世界局势乃至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发展进程和历史也将会发生重大转折。”这一历史形势，将愈益激发人们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再思考。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本身，也需要人们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不断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将其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在其不断发展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整个一生中，其注意力和着眼点，主要是放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此后的社会发展实践促使他们开始注意并研究西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情况，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问题，进一步修订和发展了原先的看法。通过对东方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

　　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第一，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是在承认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对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探索。我们一定要从本国的特殊性出发，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是在充分估计具体历史条件的前提下，对历史发展道路具体多样性的科学预测。这就告诉我们，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也应当是多样化的，而不能只是一个模式，仅一条道路，一定要从历史多样性出发，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第三，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是在肯定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前提下，注意到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对历史的选择作用。从中可以认识到，既要坚持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又要承认人的主体能动性，从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辩证统一出发，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问题。第四，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实际上只是一种审慎的设想，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分析，尚需经过社会实践的验证。这表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随着不断的实践的检验，对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认识，才能越搞越清楚，才能不断深化。

　　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的沉痛教训，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表明，绝不能离开本国实际，照抄照搬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得出的现成结论，从本本出发，不可能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本质。

　　党的十七大报告有一个总结性的论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事实证明，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具体形态和特殊规律的大胆探索中，科学社会主义才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真实体现，是中国人民对时代精神的深刻表达，也是当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引领旗帜。可以说凡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理论成果，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始终如一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就是对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经验和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与学术建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希望所在。（本文系作者在“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高层研讨会上的演讲摘要。全文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刊出。）（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