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于１９１８年曾经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谁能想到，９２年前的一声呐喊竟然成了今天真实的社会写照。今年上半年接二连三发生的校园血案，魔掌一次次地伸向含苞待放的幼小生命，刺痛了国人的心，绷紧了全社会的神经。

　　自杀——如富士康的跳楼事件，杀人——如前段时期屡见报端的“灭门惨案”，以及最近一段时期屡屡发生的校园血案。一件件、一桩桩血淋淋的悲剧，经过发达的现代媒体的广为传播，引发人们一连串的追问：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怎么啦？难道说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除了付出环境退化、贫富悬殊的代价，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承受得起这样的代价吗？我们该怎样走出这样的怪圈：物质上的富有，精神上的贫乏？谁也无法否认我国改革开放３０余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同样无法回避沉重的追问。

　　杀人与自杀，看上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件，反映的实际上是同样的事实：用极端手段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与对生活的绝望。只不过，前者令人憎恶，后者令人惋惜。其实，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一个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看一看“默片时代”的《摩登时代》，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表现了在单调、重复、枯燥的流水生产线上长期劳作的工人是如何发疯、癫狂的；再看一看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名篇《自杀论》，他运用社会整合的概念，分析在社会失范时期由于社会整合度的下降，人们陷于焦虑、绝望与无助中从而导致自杀率大幅上升。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人类的心灵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压力，迷茫、困惑、愤懑、无助，成了这一时期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首创“失范”（anomie或anomy）一词的涂尔干认为，失范就是社会没有对幸福规定清晰的界限。当代中国就处在这样一种失范时期，无论是处于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上层、中层还是下层，都缺乏一种幸福感。这是一种人类的宿命，还是一种命运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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