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类学而言，丰富的地方志文献是一项宝贵的学术资源，该如何使用这项资源？直到今天，人类学界给出的答案并不尽如人意，基本上还处在一种初级阶段，即局限于把地方志当做一种史料来源，鲜见人类学与地方志这两种知识形态在知识本体论层面形成对话、交相辉映的作品。而新修的地方志著述似乎也看不到人类学民族志的影响，延续着就地方说地方的文本风格。

　　图经与符记

　　地方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本体裁。按谭其骧先生的观点，地方志著作大体起源于汉朝，现在所知道的最早作品产生于东汉。从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里可以看到，东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的疏文里提到了《巴郡图经》，可见在此以前已有“图经”。图经就是地方志的滥觞。东汉以后，从隋唐到北宋，“图经”大盛，到南宋以后，才改称为“志”。当时朝廷责成地方官编写地方志，每州或郡都要编写，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据朱士嘉先生统计，有八千多部。方志著述繁多，前后不绝，体例自然不能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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