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国学界定为传统文化与今学的平行统一体，还是将国学界定为传统文化，主要涉及今学的话语优先权问题。确切地讲，关于国学的讨论本质上都是在今学话语优先权下进行的。

　　（三）

　　应该说，“五四”以来中国今学的发展是有翻天覆地性质的。“中国的近代史已经证明，真正挽救了中国并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不是（传统）国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7月22日，袁行霈文。“传统”二字系引用者增加）正是在今学的引导下，中国才发展到今天。这个今学，包括从1840年以来，面对西方列强和西学压力，努力发展中国经济、改革中国政治和重构中国文化的各种尝试，包括领导1911年辛亥革命的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包括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包括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中的成功经验，特别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以及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和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巨大成就与变化。今学的范围是极其广阔的，今学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今学所面对的当代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也是根本无法用传统文化的现代解释所含纳的。在今学翻天覆地的发展过程中，出现某些断裂性偏差，原本是不足为奇的。由此而提出传统文化面临消亡是不符合实际的。在当代中国，有大量学术机构和高校在研究和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和今学。这个局面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中，也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这类颇具规模的“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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