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0—181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这个要求。从那时起，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进入了漫长的“补课期”。

　　中国国际关系学进入“迷惘期”

　　3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981年陈乐民先生发表了第一篇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开始到1987年，笔者称之为“胎动期”。在此期间，倪世雄、金应忠等几位学者为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了杰出贡献。1987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进入了“呐喊期”。在那年的上海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上，已故的宦乡老先生第一次提出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任务。此后，资中筠、梁守德、王缉思、袁明、王逸舟、阎学通、秦亚青、张睿壮等几乎中国所有的一流学者都参与到了“要不要”、“有没有”、“怎么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中国学派”的大争论中。到2005年，这些问题的基本框架、分歧点、共识之处都已基本明晰，之后的一系列研究著述虽也有创新，但大多都在前人曾争论过的思想范畴之内。

　　2005年前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进入了富有实质意义的“尝试期”。叶自成、阎学通、赵汀阳等学者试图通过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春秋战国思想、“天下”观念等方面的研究，推动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但是，2009年，正好是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30周年，也是现代国际关系学学科建立90周年，中国国际关系学却进入了空前的“迷惘期”，一些学术层面上的危机也凸现了出来。

　　有学者曾调侃，2009年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被集体边缘化了，因为2009年最热门的两个国际主题“金融危机”和“气候变暖”，国际关系学者都不懂。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议题与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存在较大的距离。这是过去30年研究方向偏差的终端式反映，也预示着下一场学术革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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