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际话人才：全球视野中的出国热与归国潮

　　归国人才“新浪潮”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王辉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留学人才呈现五种趋势：一是派出去的人员规模不断扩大。人数从以前的每年几千人、几万人增长到现在的每年20万—30万人。二是留学专业更加广泛，从早期的理工科和自然科学扩展到现在的管理和经济等人文学科。三是从少数公派留学到自费留学为主。四是从精英留学转向大众留学，留学进入寻常百姓家。五是留学呈低龄化趋势。以前出国留学都是读研究生，现在是读本科，还有的读中学就出去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我国的留学热持续升温。目前，从留学国家来说，美国仍是主流。对中国而言，去美国留学的群体仍是最大的；对美国而言，现在中国的留学人数和印度差不多，并将超过印度，增长的幅度位居第一。去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留学人数，中国已经排在第一。当然，去韩国、日本等国的人数也很多，在日本也是第一。现在我们尚在海外的留学生首次超过100万人，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学各个专业的都有。可以说，中国留学生已经遍布世界各地。

　　从历史上看，留学改变了中国。早期留学生为我国带来众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留学生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两弹一星”的23位功勋专家中有21位是“海归”。

　　现在我国的留学政策是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早期强调回国服务，现在则是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并举，比较灵活。政策上比较宽松，但我觉得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

　　从精英留学到大众留学，出现了出国留学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留学人才不一定都是精英，但是这个群体里产生国际化人才的概率还是很大的。早期出国的都是精英，是高精尖人才。现在每年出去几十万人，应该说中间有大部分人能够学有所成，成为各方面的人才，从基数上看还是比较大的。不能一概而论出国留学的都是人才，但如果出国拿到正规学历，受过正规训练，成才比例还是很高的。“海待”只是个别现象，只要拿到学位，出国留学回来找工作仍比较容易，因为中国需要很多国际化的人才，这由中国与全球经济接轨所决定，“海待”不是主流现象。

　　另外，需要适当对留学人才进行区分。以前把短期留学、交换生都算作出国人才，现在需要新的标准，即出国有相当稳定的时间，至少两年以上，有正规大学的学历。比如去了什么国家，上了什么学校，学了几年，拿了什么学位，都需要细分对待。去美国或欧洲的各类名校等，在海外有无工作经验，就比泛泛地出去一年或几个月更容易成为国际化人才。

　　再说一下留学低龄化。以前中国有留美幼童，从而成就了一大批人才。中国需要一些从小去国外熟悉国际惯例、国际规定和国际文化的人才。李开复、杨致远都是十几岁去了美国，在美国教育体制下长大并回国创业。留学低龄化不一定是坏事，关键是要有好的监护人、好的住宿条件和监护体制。

　　今天，中国的发展速度一日千里，这个发展又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而国外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所以回国肯定要比在国外机会更多。“海归”回国就业的优势明显，例如有国际化的能力、语言，全球化的意识，国际化的理念和视野，能够跨文化沟通，见多识广，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等。需要改进的是有的“海归”出国时间较长，回国后要克服“水土不服”，避免清高，强调团队意识，善于和本土人才合作，做到国际化思维和本地化行动并举。

　　全球化时代下的中国，进出口贸易相当于GDP的70%，大量的工作和进出口、国际贸易打交道，和两个市场、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个体系打交道。“海归”掌握了这些能力，因此多了一双翅膀，他们可以更好地为国家作贡献。但是，“海归”还要加大和国有企业的联系。现在“海归”和外企的结合比较紧密。不过，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政府机构，“海归”的利用率还比较低。要鼓励“海归”投入更多的社会事业，比如社团、智库、商会等，推动国内公益事业较快发展。国有企业也要从体制上有所改变。以往招聘总强调“体制内”经验，以后要打破级别限制，招收一些“体制外”的人才。

　　抚今追昔话留学

　　□阮可三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后，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生物物理研究所，1981年成为“文革”后该院第一批取得分子遗传学硕士学位的毕业生之一，并得到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处境非常困难，生活非常艰苦。我刚去的时候，床垫和电视机都是从街上捡来的，头3个月我一直打地铺。全世界包括美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持相当大的怀疑态度。在很长时间内，由于受关于“文革”负面宣传的影响，他们一直对大陆的留学生——无论在一般的认识方面，还是在专业学习方面——都存有很大的偏见。他们认为这些学生都是“不学无术”、“交白卷上大学”之辈，专业水平极低。这就要求我们通过踏实的工作和实际表现来证明自己。

　　我认为，与现在的留学生比起来，当时的留学生最明显的特点有三个。

　　首先，我们这一批留学生的素质普遍比较高。这批留学生，几乎所有人都经历了“文革”，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热情丝毫不减。“文革”后重新考入高校，需要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和非同寻常的毅力。

　　其次，我们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文革”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磨练。就拿我的个人经历举例，1968年我服从组织分配，到了四川万县原六机部后方医院，后来又投入到“三线建设”，这中间也参与了有600张床位的后方医院和两个医务所的建设，前后共7年，经历了各种磨砺。当地夏天气温高达40℃以上，到处是苍蝇、蚊子。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我每天要接待四五十名病人。可以说，当时我们吃了很多苦，对“艰苦”二字体验很深。正因如此，我们更深切地希望祖国能够繁荣富强，更殷切地盼望能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把自己的前途与祖国的前途紧紧相连。后来到了海外，我们也经常组织大家一起开思想座谈会。这种传统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出现转折，那以后自费来的学生越来越多——思想意识的认识也日渐淡化。

　　再次，在经历了很多挫折和磨练后，我们对出国留学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倍感宝贵和珍惜。这一点上，我们与现在很多留学生经过托福、GRE等考试，拿到海外高校的奖学金，或者依靠家里在经济上的供给，轻轻松松留洋学习的孩子有很大的区别。当时我们学习非常刻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了不分昼夜的境地。我经常在教学楼学习，等想起回家时，突然发现已是凌晨两三点，教学大楼的门早已被锁上，于是打个电话告诉家人，然后继续在教室里学习到第二天清晨再回家。当然，这最终都有了回报。后来在博士资格考试中，参加考试的四五十个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本土的学生中，我是唯一一次性通过考试的人。

　　我们做实验的态度也非常认真，达到了忘我工作的地步，当然，做出来的结果也都是一流的。举个例子，我导师在我刚去时还是个助理教授。我们一起工作了5年后，他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果，成为冷泉港（Cold Spring Harbor）的主席。我个人也在冷泉港50周年庆典论文集上发表了文章。可以说，中国留学生通过实践在美国普遍受到欢迎，因为我们基本功非常扎实，又肯吃苦，实验态度认真，实验成果也有目共睹。经过一代代的努力，中国大陆留学生彻底改变了美国院校的看法，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总之，当时的留学生专业素质非常高，学习和工作勤奋刻苦且态度严谨，这些都值得现在海外留学的年轻人学习。当然，如今的留学生也有他们的优势，年轻、思维活跃，在语言上比我们要流利得多，像我当年，在国内学了7年俄语，刚去美国时英语水平并不好。

　　当下很多回来成为“海带（待）”的留学生要正确认识自己和国情。第一，要认识自己的价值和优势所在。国家之所以需要他们，是因为看重他们在海外的经历和学到的本领，因为他们对海外有切身的体会，更了解海外的特点，包括海外的先进技术等，这些才是他们真正的价值。特别是现在，国内很多人已有相当高的知识和专业水平，海外留学人员必须是本行业的专家，在国外就已经学有所成，这样他们回来才能受欢迎，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炙手可热的人才，而不是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的人。因此，他们要学到海外的精髓，学到科技、管理、理念、人文思想的优秀部分，学到核心。第二，他们要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使命，这就需要他们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清楚中国的发展过程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并对此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潘启雯、陈静、褚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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