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际话人才：全球视野中的出国热与归国潮

　　我国出国留学活动进入繁荣发展期

　　□苗丹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府实行向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大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政策，为后来的出国留学管理事务奠定了基础，为留学活动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在6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尝试性地制定了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政策。虽然到70年代初时，中国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规模有所扩大，但派遣数量仍十分有限。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制定并实施了新的、更大规模的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政策，为中国当代留学活动注入了新的元素。公派出国留学派遣政策除了继承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定向”、“大量”和“集中”三个主要特点之外，在留学目的国的选择和导向上主要是面向科技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内出国留学政策的核心特征。虽然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国留学人员政策还明显带有试探与摸索的性质，还需要在出国留学活动实践中积累和形成新的经验并不断进行必要的调整，但在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指导下，在相关职能部门的组织下，并经过广大留学人员自身的留学实践，中国逐步克服了留学活动中遇到的各种政策性障碍，最终开启了大量公费派遣出国留学人员和开放自费留学政策的新局面，并且为以后政策的调整、成熟与发展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我国出国留学活动的空间和规模变得越发宽泛和常态，并逐渐成为人类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相互借鉴、不断融合的重要载体和通道。

　　出国留学的进程表明，出国留学政策是改革开放总政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出国留学实践是对留学政策的检验和调整的唯一依据。经过长期的观察，即通过对出国留学数据、留学活动规律、留学政策演变的研究，并通过对留学事件中整体与个案的考察，以及对中国政府管理留学事务变革与现状的分析，基本可以确定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大致从本世纪以来已经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期”。“出国留学活动进入繁荣发展期”的主要标志有以下四个基本方面，即“四个态”：其一，国家级政策性文本文件的发布，呈现少而稳定的状态，即不再频繁发布文件，不再有限制性政策。其二，2000年以后出国留学与留学回国人员的数量呈现中度稳步增长的势态。其三，国内公众对出国留学基本上呈现为一种比较理性和理智的心态。其四，在外留学人员的学习、生活、就职以及参与社会活动也都表现出比较稳定、有序与和谐的形态。

　　大致在2007年前后，有人提出了中国已经进入“留学大众化”阶段的说法。但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那些提出和响应这一意见者，基本固定在留学培训或留学中介机构的经营者群体，其核心目的显然是为了这一行业的利润增长甚至某一中介企业的自身利益。对此，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杨新育副秘书长曾提出质疑，认为是否选择出国留学需要因人而异，且实际留学成行的人数远未达到“大众化”那样大的变化与程度。

　　就目前我国出国留学活动的基本状况和未来趋势而言，“留学大众化”的提法为时过早，或者说这样的提法还缺乏严谨的基础性研究、广泛的国际性比较和应有的数据支持。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基数的国度里，相比每年千余万的高考报名者或数百万被录取的大学生群体，区区十几万或二十几万留学人员的流量，就被冠之为“大众化”的提法，是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的。不过，如果说“留学大众化”的说法还具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也不应该是提出者原来概念上的“留学人员流动的大众化”，而是中国留学政策的大众化、留学制度的大众化、留学申请人志愿选择上的大众化，即留学权利的大众化。

　　华人留学生命运与中国强弱紧密相联

　　□沈己尧

　　我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去台湾教了7年书。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结束，台湾的年轻人都觉得在台湾前途暗淡，一时留学美国成了一种时尚。1957年6月，我在朋友的帮助下联系到了美国中部的一所大学后，带着仅有的20美元，只身来到美国。一下飞机，我就和当时大多数华人留学生一样，直奔中餐馆寻找打工机会。到了那里，听朋友说纽约半工半读的机会更多，于是决定留在纽约，并申请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台湾去美国的留学生有90%是自费的，除少数数学等理工科学生，大多数留学生都在中餐馆或亚洲人开的餐馆里打工。那时的打工者队伍，可谓“藏龙卧虎”，从洗碗到跑堂的，有不少硕士和博士生。我算是很幸运的，在纽约客家同乡会会长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不错的中餐馆服务生工作，很快挣到了学费（约1000美元），开学后，我一直利用周末打工。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我又转到罗格斯大学读图书馆专业，因为这一专业当时在美国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结果不到一年，就被马里兰大学图书馆聘为管理员。我的《海外排华百年史》就是在马里兰大学期间完成的。在当时，大家毕业后能找到工作安顿下来的占少数，找不到工作的大有人在，他们中有很多是继续打工并等待着有合适的工作，但有少数人在漫长的等待和极度悲观后精神出现失常。当时华人留学生中自杀现象也偶有耳闻。

　　这些在美国毕业的留学生找不到工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由于美国实施“国籍配给制”的移民法。其移民配额是1924年定制的，它是根据1890年美国人口的国籍比例分配的各国移民额度，目的是为了保证以西北欧后裔为主的美国种族比例，其结果是94%的移民配额给了西欧和北欧国家的，当时每年可以以移民身份进入美国的人数只有105名，而且这些华人是指全世界的华人，而不仅仅是来自中国国内的华人。在这种国际配额制度下，中国并没有被看做一个国家。庆幸的是，1965年美国新移民法取消了这种极具种族歧视的国际配额制，新的移民法规定任何国家不论大小每年都有2万名移民名额。我正是得益于这一新的移民政策才顺利取得移民身份，后又成为美国公民。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华人留学生主要来自台湾和香港地区，只有极少数来自中国大陆。中美建交后，大陆开始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其间，来自大陆的留学生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82年以前，留学生整体年龄偏大，而且很多留学人员在国内已有一定业绩，他们在美国留学访问一两年后又回到中国。80年代以来，留学美国的大陆留学生人数日益增多，而且队伍也越来越年轻化，不少人在美国攻读了博士学位后，希望延长留美时间或者在美国工作定居，那些在出国前已经结婚的大多会申请配偶伴读。

　　此外，华人留学生在经济境遇上也有了很大改观，从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留学生依靠学校奖学金或半工半读，到90年代以来学生学费和生活费来源更呈多样化：有很多留学生的家庭条件比较好，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可以供自己的孩子在留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即使打工，其状况也较之以前有了很大变化，如今在美国各个大小城市中餐馆随处可见，因此自费留学生的工作机会也增加了很多；还有一种新情况，由于中国文化和语言在美国也越来越受到青睐，不少大学开设了中文课，这为那些没有奖学金或助学金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国内安定，在美华人的整体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

　　我在美国求学、工作和生活了50多年，到美国罗格斯大学以来都生活在华盛顿特区近郊的马里兰州并在大华盛顿地区工作。在留学和工作期间，作为早期华人留学生，我有着比较坎坷的经历，并亲眼目睹了海外华人尤其是华人留学生的生活变迁。这些经历促使我一直十分关注华侨在海外的发展和美国对华移民政策的演变，这是我写《海外排华百年史》的初衷之一。我深刻地感受到美国的移民政策与中国的强盛与否，与华人留学生的命运休戚相关。

　　发展留学教育要注意人才外流和文化侵蚀

　　□陈昌贵

　　发展留学教育的积极作用及其产生的效益是主要的，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负面的影响，有人称其是一把利弊共存的“双刃剑”。目前讨论得较多的问题，一是人才外流，二是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

　　我认为，人才外流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现象。只要打开了大门，允许人才国际流动，只要国家间存在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的差异，就可能会出现跨国界的人才外流。另外，由于人才争夺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特征，而争夺的重点又主要集中于留学人员群体，发达国家出于本国利益的需要，利用其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较好的工作条件，千方百计地招揽人才。对人才外流的问题，我们固然应当引起重视。调查结果表明，在1983—1986年期间，人才外流对我国造成的损失是较为严重的。

　　我国目前的情况与改革开放初期已大不相同。一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培养能力已有很大的提高，我们完全有能力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培养足够的人才，人才外流不可能造成太大的影响。二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腾飞时期，发展前景与机遇对海外人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且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低迷时期，我国人才大量外流的可能性不会太大。三是我们的调查表明，即使有一些人留在海外，他们也会利用国外的条件，在为国服务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把人才外流的影响看得太重，而应当因势利导，充分发挥留学教育的独特作用，在人才国际流动的过程中，为我国打造一支强大的人才队伍；同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吸引一大批外国专家和海外留学人员为我国建设服务。

　　与东方文化一样，西方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人才的国际流动，既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文化和经验，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腐朽文化的侵蚀和影响。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是双向的文化交流活动，但是由于发展速度、重点和环境的不同，这种双向交流的规模程度和影响途径会有明显的区别。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目前位于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众多的文化输出渠道。因此，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包括社会价值观念、思维和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方式等，均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进入主流社会。教育塑造文化，文化也影响着教育和受教育的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的人才流向还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因而有的学者认为，当大批接受了国际化教育的人才脱颖而出时，欧美化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宣告形成。他们对欧美文化较为亲近，在生活方式和人格取向上有着深刻的异族文化的烙印。同时，作为社会的文化精英和技术骨干，他们的行为有着强烈的文化诱导作用，势必引起社会的模仿和效法，结果是导致外来文化日益扩张，本土文化日益萎缩。尽管这一结论尚难被大多数人接受，但它反映出的文化异化现象确实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未来的国际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们参与国际竞争，通过国际化等手段来增强竞争能力，其目的是建设自己的国家，把中华民族的文明带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实行国际化，是一个民族环顾世界而产生的危机感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迫切愿望使然，因此，应当以国家主权与民族繁荣为主导思想，换言之，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权益。在国际教育交流的过程中，确实潜藏着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如果我们对此不能有效抵制和防范，就有可能变成某种文化的单向扩张，破坏全球文化的多样性结构，带来文化生态上的灾难性后果。

　　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坚持教育国际化中的文化独立性、文化融合和兼容并蓄的原则，以及坚持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服务的原则。同时，应当正视对外开放后必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积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增强青年学生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帮助他们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有效地抵御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

　　鼓励回国实现“双回流”

　　□程希

　　在各种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和为国服务的举措中，有关留学人员回国的政策最为人所关注。从政策的部门分管来看，有关留学人员的政策主要由教育部、人事部、公安部3个部门制定和执行，其他相关部门予以配合；从政策的发布层次来看，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从政策的性质来看，分为“一般服务性”和“特殊优惠性”两类；从政策的目标预期来看，分为“回国工作”（即长期）和“为国服务”（即短期）两种；从政策的适用对象来看，分为高层次人才和一般留学人员两个层面。

　　总体来说，现行留学人员回国政策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导向。

　　导向一，针对高层次留学人员的“特殊优惠政策”。

　　所谓“特殊优惠政策”，其实主要是针对留学人员中的高层次人才或紧缺人才，从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来考虑，这些政策应该是“物有所值”的。这些政策在落实时，由于具体的人才引进都是有针对性的，因而许多待遇和支持及相应的要求和条件都在“双向选择”过程中具体商议，因人、因事或因时、因地而异。也就是说，“特殊优惠政策”虽然号召力大，但覆盖面不大。

　　人事部的《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根据少而精的原则，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和特事特办的方法，为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开辟绿色通道”。而此后一出台即招致争议的《关于建立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绿色通道的意见》，其实主要是为解决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进入“体制内”遇到的突出问题，完善既有政策，将原有政策规定进一步系统化和明确化而已。该意见再次强调了对高层次留学人员回归“体制内”的“特殊优惠”支持，反映出中国希望通过留学人员这一载体，引进“体制外”优势，同时协调“体制内”现有关系。显然，在“物有所值”的政策倾斜之外，社会的公平、平等也不无考虑。

　　概而言之，国家对一般留学回国人员的特殊政策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获得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的留学人员，在一些地方的高科技园区创业，可以享受一些减免税的政策、创业经费资助或提供前期贷款等。第二，在国外留学1年以上的留学人员，在回国工作时，还可以通过海关购买一辆免税轿车。第三，可以不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并且子女上学可得到一定照顾。

　　导向二，鼓励“创业”的“特殊优惠”政策。

　　不难发现，国内似乎更欢迎“海归”回来创业，从中央到地方各种优惠政策的导向都是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如在教育部编印的《留学回国工作文件汇编》（1986—2003）中，关于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和为国服务的政策总计约有180项，其中有34项是涉及留学生创业园区的。

　　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一方面不会导致加剧“体制内”的就业竞争，使“海归”们抢了现在已经很紧张的“饭碗”；另一方面还能通过“海归”创业提供更多“吃饭”的机会。正因如此，鉴于出现了一定数量“海归”变“海待”的状况，有人认为，“主要靠外企（体制外）吸纳是不够的，中国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政府部门、民间机构都还有巨大的吸收‘海归’人才的空间。这特别需要在思想上的解放。国有企业要打破论资排辈的现象，民营和私营企业要破除任人唯亲的习俗，政府部门要排除‘海归’不可靠的旧观念”。因为，在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在世界中崛起，没有一大批“海归”优秀人士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政策从一开始就是对所实施对象有一定认识和把握的。“海归”确实分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在国内有经验、有较高学历背景的，他们在国外获得了更高的学历或更好的专业训练，而且在国外有着较为丰富的工作经历或与其专业领域相关的社会资源，也就是真正“镀金回来”的，他们很受科研院所、外资公司、民营及国有企业青睐，往往能受到高薪聘请。第二种是在国外留学、但没有专业工作经历或者在海外获得相关社会资源较少的“海归”们，他们对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经营管理、电子商务方面比较了解，但他们通常的想法是想快速把出国留学的“投资”收回来，因而对回国工作的薪酬期望值比较大。他们往往会遇到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第三种就是本身并非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只是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好，有钱、有机会能出国拿个“洋文凭”回来。

　　因而，从政策上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使中国实现“智力回流”，又可以使中国实现“资金回流”，也可以起到吸引留学人员“为国服务”和“回国创业”的双重功效。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