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的刑事法治话语中，习惯法的地位无疑非常尴尬。尽管通论性著述都会留下百来字的篇幅简要讨论习惯法，但得出的结论毫无二致：刑事法治排斥习惯法。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罪刑法定原则已成为刑法现代化进程中最不可动摇的“宏大叙事”，而这一原则从形式的侧面出发，又必然得出排斥习惯法的基本推论。

　　然而，基于近代以来普遍存在的“词”与“物”的分离，习惯法在理论中的“法定”地位，并不必定等于它在司法运作中的实际地位。因此，我们有理由追问，在现代刑事法治国家的建构过程中，习惯法的命运究竟怎样？在司法操作中，它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我们应如何看待理论表达与实践操作间可能存在的脱节、断裂与紧张？以及，如何在一种新的意义和维度上，重新估价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下面的文字，就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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