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无疑是长篇小说的最高境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雨果的《九三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都是世界文学史诗的典范。虽然在后现代的文化词典里，消解“宏大叙事”的说法相当流行，但却无法消解当代中国作家追求史诗的冲动。在这方面，中部作家和西部作家的共同努力可以说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填补历史长篇小说的空白

　　为1980年代以来的历史长篇小说奠定了坚实基石的，是河南籍作家姚雪垠的多卷本“长河小说”《李自成》。小说创作前后绵延了36年，共计5卷12册、330多万字，“填补起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历史长篇小说的空白”。（《李自成·前言》）小说以恢宏的气势描绘了明末清初那场伟大的农民起义的悲壮历程，显示了作家深厚的历史文化学养和出色的创作史诗的才华。

　　《李自成》以后，湖南籍作家唐浩明的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写出了“此人辉煌的表象所包裹的却是一颗充满了忧郁和痛苦的心灵。为什么越是声誉隆盛，他越是忧郁？为什么越是战功显赫，他越是怯懦”的悲剧人生。该书产生了轰动效应，书市上曾经一度流行“经商要看《胡雪岩》，从政必读《曾国藩》”的说法。稍后，唐浩明又接连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杨度》、《张之洞》，分别刻画了近代史上一位名士、一位重臣上下求索救国之路的心路历程，表达了作家对于中国文化在近代痛苦蜕变的深长之思。

　　与唐浩明写作这些巨作同时，又有河南籍作家二月河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卷帙浩繁，共13部、500万字。小说风行海内外，同时为 1990年代影视界的“清史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匆匆一瞥，已可以看出：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上，中部作家已经在描绘史诗方面创造了有目共睹的辉煌。他们在谱写史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使所谓消解“宏大叙事”的说法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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