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精英角色问题的缘起,最早见于马克斯·韦伯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讨论。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前瞻性地指出中国乡村地区具有自治性质,非正式官僚的“地方人士”在乡村地区实际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乡村精英角色定位之争
20世纪初,在面临西方国家全面入侵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探求救国救民之路。在这个过程中,认清中国社会的结构问题成为当时首要的问题之一。为此, 1940年代费孝通和吴晗共同组织一个研讨班,讨论中国的“社会结构”,讨论的成果结集为《皇权与绅权》,并由此引发了两人在衡定士绅身份与功能等问题的争论。
费孝通的基本观点是“双轨政治”。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分成上下两个不同的层次:处于上层的皇权与处于下层的社会自治。从长期看,皇权并不经常性地过多干涉下层的乡土社会,而多是采用一种“无为政治”的方式。而乡土社会则依靠教化性的“长老统治”来维持其运作,并追求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具有强烈“礼治”色彩的“无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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