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可能过于将传统中国法与现代西方法置于对立的两极，进而夸大了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因而导致中国古代法的真实面目被遮蔽和扭曲。这种学术研究立场是否表明，我们太沉迷于真空似的学问，而远离了真实的社会和生活？

　　梁漱溟先生曾说，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纠纷，民间自了。或由亲友说合，或取当众评理公断方式，于各地市镇茶肆中随时行之，谓之‘吃讲茶’。其所评论者，总不外情理二字。”事实上，当纠纷进入官府，“情理”二字依然是士大夫口中最常用的话语，所谓“盖天下事，不外情与理而已”。在此理念之下，听讼的理想状态就成了“事务大小，咸准情酌理”。可以说，“情理”一词是中国古代司法中最重要的话语，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为官府和民众所共有。

　　世易时移。在现代人看来，传统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情调理处”成了“过街老鼠”。这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的语境中，“情理”一词指代广泛，似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被称为“情理”，从而用作调处的理由，这难免带来司法随意化的指责，所谓“卡迪司法”，或是“教谕式调解”，都属此类。于是，情调理处几乎成了“和稀泥”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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