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种误区，一种误区是在研究中追究精确化和所谓的“实证精神”，另一种误区是认为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对待方法论要采取工具主义的立场，认为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相对应地采取什么方法。

　　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陷入困境

　　对于第一种误区，其实质是背后暗含的物质本体论和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物质界限的确能带给我们清晰的、线性的因果逻辑，但是这种因果逻辑并不能使我们的世界显得更清晰、更明白。尤其是把原因术语引用到社会行为，我们会发现自己正在沿着一条无止境的因果循环之路跑下去。另外，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过于追求解释力也给这个社会科学学科带来了自然科学学科的通病，比如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有名的“燃素说”，有解释力，但却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在当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也充斥着无数这样的“燃素说”。

　　对于第二种误区，对方法论工具主义的立场表面上看是采取了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以实用性为倾向来对待流派不同的方法，但其背后却也让不同的问题成为了不同方法话语控制之下的“独立王国”。这种缺乏视阈融合的方法论观，无疑会像要生孩子去求送子观音，要种地去求土地爷一样，在方法论领域塑造起了种种“元叙事”（metadiscourse）的神话。

　　国际关系最终是个社会性的实在，对于社会性事实的理论研究无疑要站在社会本体和方法论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上，由此才能体现出这个学科特有的实践性、批判性。上述两种误区的背后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基础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认识论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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