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科能否建立起来，是否已然建设完足，主要看两个标尺，一要看它是否已有一套独立而完备的理论和学科体系，二要看它是否已具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

　　将熟语研究从词汇学中切割出来使之独立，再把与“词汇”异名同实的“语汇”剥离出来指称那些熟语，殊无必要，这样的做法有无为公众所接受的可能性，也未可知。

　　中国近代以前的学科体系中没有“词汇学”的名目，当然，“词汇学”的上位概念——“语言学”等名目也不存在。后世出现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学科体系中的“词汇学”，大概只可与中国上古、中古时学科体系中文字学、训诂学勉强对应。文字学中字义产生的问题等、训诂学中词义间的关系问题等，大致可与现代词汇学中的词义问题挂上钩。中国古代学科体系中无“词汇学”名目并不奇怪，因为不仅古代中国没有，世界上很多国家古代也都没有。英语中的Lexicology，俄语中的Лексика，日语中的“語彙論”，大都是近代以降现代语言学产生后才有的学科术语，或者是历史发展到近代其学科意义才逐渐明晰起来、明确下来的术语。在中国，“词汇学”的术语应产生于1910年代，但它的产生并未同时为其带来在学科体系定位中的确定性，也并未使其学科发展的走向明晰下来。1907年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出版，虽明确提出了词汇的研究方法和范围，甚至“词汇学”的术语也呼之欲出，但在那之后40余年的时间里，章著对中国语言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完备并未产生出应有的影响，所以，王力、吕叔湘等前辈语言学家的论著均未将“词汇学”独立出来，学者们仍将本该划归词汇学领域的内容置于所熟悉的语法学领域中。这对中国语言学史来说，不能不是一大憾事。

　　……查看更多内容请订阅《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