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先要正风气

　　学术期刊不要做学术腐败推手

　　□柯锦华

　　少数学术期刊人视学术良知为敝屣，将学术期刊作为谋利工具，而与少数无良“学者”沆瀣一气，对刊发文章明码标价、滥收版面费，甚至明目张胆制假造假，他们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腐败制造者。

　　近年来，随着市场原则向学术领域的不断渗透，以及单一量化管理评价体系的全面推广，学术期刊逐渐由学术领域的边缘地带向中心区域转移，并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关注焦点。

　　一方面，在一些高校、科研机构，是否在所谓“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发文以及发了多少文已成为职称评定、科研考核、奖项评审的重要甚至唯一标准。符合标准者可获重奖，否则，其各类评审便屡屡受挫。另一方面，弄虚作假、低水平重复等学术不端行为不断地被揭露出来，抄袭剽窃、滥收版面费等学术腐败事件也频见报端；人们在抨击造假剽窃者、自我复制者时，也将刊载其作品、滥收版面费的学术期刊推上了被告席。于是，学术期刊在充分享受被高度重视、热烈追捧的“荣耀”的同时，也被抛向备受批评指责的学术腐败的风口浪尖！那么，在近年几乎席卷全国的学术腐败之风中，学术期刊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学术期刊应当如何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引以为戒？

　　客观地看，即便在学术腐败之风普遍盛行的今天，大多数学术期刊人仍然能够坚守学术良知，保持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不仅如此，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正与一线主流学者一起携手引领中国学术的发展。正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学术的希望。

　　但是也不可否认，学术腐败之风的盛行，确有少数期刊人难逃其咎。近些年，市场渗透与量化管理的双重夹击，使学术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学术腐败事件频发现象真实地反映了人性中“物欲诱发”以及制度缺位在学术领域导致的恶果。而少数学术期刊人主动为之，视学术良知为敝屣，将学术期刊作为谋利工具，而与少数无良“学者”沆瀣一气，对刊发文章明码标价、滥收版面费，甚至明目张胆制假造假，他们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腐败制造者。揭露打击其丑行，遏制其蔓延势头，是学术期刊不可推卸的责任。

　　还有一些期刊在办刊过程中或为进入“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引证率，甚至通过私下交易等不正当手段“互引”文章；或为在转载排名榜上名列前茅而唯转载率马首是瞻，甚至要求作者承诺文章刊登后能为文摘类杂志选用；或碍于情面而对学术不端行为过度宽容，乃至熟视无睹；或一味追求“名人效应”而对所谓名人粗制滥造的“名作”开绿灯……这些不端行为从不同的方面对学术腐败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上，这些期刊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学术腐败之风的推手。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期刊界的警醒！

　　遏制学术腐败，最根本的是铲除滋生学术腐败的土壤，尊重学术发展规律，构建符合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管理评价体系，让学术回归学术。为此，需要在观念上澄清几个误区。其一，“CSSCI来源期刊”设定的初衷是通过量化形式标准，确立学术期刊的公信地位，有其相对合理性。由于“CSSCI来源期刊”的遴选标准难以完全避免人为因素，片面强调则会扭曲其作为评价标准的客观公正性。其二，引证率或转载率，其本意也是通过对期刊所载文章被引用率或转载率的统计结果，评价学者或期刊的学术水准及影响力。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引证率或转载率都只是学术评价的一种手段，且是事后的统计结果，如果把它作为事前追求的目的，必然因手段与目的倒置而与其初衷相悖，更何况其本身具有相当复杂性，过分强调倚重同样会降低其客观公正性。其三，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管理评价体系必然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性管理评价体系，任何单一量化评价体系都有其片面性，将其绝对化，只会对学术发展造成极大伤害。

　　学术研究可以量化吗

　　□高明霞

　　在量化指挥棒的匆匆驱使下，学术研究追逐着多与快的目标，学术价值直接体现了个人的地位、名利，很难使人沉下心来做学问，因而催生了大量学术垃圾，更为甚者则偷天换日，抄袭剽窃，严重地损害了大学的社会公信度，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尊严被种种不端现象践踏。要彻底杜绝高校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问题，不能不反思量化原则的合理性。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领域的管理都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在高校，如果以非学术的、非科学的方式管理学术研究，以急功近利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特别是用计划经济量化原则来决策和管理学术研究时，学术研究的品格和社会担当就要丧失掉。

　　高校学术不端现象屡禁不绝，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诟病。究其原因，大概有这样几方面：学风浮躁并浮夸，高校学术研究日益凸显快捷、批量、规模趋势，严谨、求是、创新的学术品质日渐淡化；教师职业操守失范，对高校教师而言，论文论著成果是决定岗位级别、职称的重要评定条件，一些人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提高身份和待遇的“资本”，采取粘贴拼凑，甚至抄袭剽窃手段炮制论作；刚性惩治缺失，没有明确的“警戒线”，学术不端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治，就会产生“传染病”效应；学术水平低下，面对快捷、批量、规模要求，研究者难以潜心钻研思考，以知识储备匮乏、思想积累不足之状态应对急功近利的要求，势必形成学术水平不断下降、学术不端行为日渐上升的恶性循环。归根结底，造成上述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目前高校管理体制中普遍盛行的量化原则。

　　学术研究具有高校向社会提供优势知识和先进思想文化的使命，对教师而言，其责任是为专业教学提供新知识和独立见解，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术研究的使命和责任要求研究者应该确立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确立尊重理性、为寻求真理纯美而孜孜不倦的人文精神。这两种精神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是大学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们体现在研究实践中，需要丰厚的知识积累，需要不断发现和探索新的问题，需要反复证实和深入思考，需要平静的心态。不论就其精神特质抑或实践特征而言，都决定着学术研究不能用量化原则来衡定。学者们在某一时期科研成果大量涌现的“井喷”现象，是厚积而薄发的结果，之前不可能没有一段较长时间潜心钻研的沉寂。当然，一定的质量是以相应的数量积累作基础的，因为学术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地行进，从数量的积累进入质量的提升。问题在于，学术研究应当以知识创新和思想创新为目的，遵循学术的自身规律，顾及各学科内在的学术特征，不应有太多的外力支配。

　　社会对科研和学术创新速度的要求日益提高，加之信息的空前发达，“十年磨一剑”的研究速度已满足不了社会需求，但快速的社会需求并不意味着学术价值的异化。在量化指挥棒的匆匆驱使下，学术研究追逐着多与快的目标，学术价值直接体现了个人的地位、名利，很难使人沉下心来做学问，因而催生了大量学术垃圾，更为甚者则偷天换日，抄袭剽窃，严重地损害了大学的社会公信度，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尊严被种种不端现象践踏。要彻底杜绝高校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问题，不能不反思量化原则的合理性。

　　当行政管理模式甚至企业管理模式渗透到高校后，各种评估体系均以量化方式体现，成为评价各部门、各教学单位乃至个人业绩的硬指标。各部门和各教学单位领导为了对上级负责，采取各种措施激励教师尽快尽多地出成果。学科建设很大程度成为数字的角逐，学术研究变成了应对管理的行为。在行政化、企业化模式的引导下，学术研究的数量，不仅是个人获取利益的条件，也是衡量各单位领导政绩、业绩的准则，大学培养人才的首要宗旨被泡沫学术所侵害，特别是被学术不端所污染。教学远不如发表论文、出书、获取课题重要，讲好课远不如写论文和出书光荣、实惠。大学不可或缺的培养人才、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核心价值观，沉沦在躁动不安的功利目标中。可以说，采用行政和企业方式管理大学，向学术研究要政绩时，学术研究肯定变味，学术不端势必泛滥。在计划经济时代，违背经济规律的行政指令调控各种生产指数，造成了所谓“大跃进”的浮夸、造假之风，最终伤害的还是经济本身。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领域的管理都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在高校，如果以非学术的、非科学的方式管理学术研究，以急功近利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特别是用计划经济量化原则来决策和管理学术研究时，学术研究的品格和社会担当就要丧失掉。教育部、卫生部联合举办的国庆60周年成果发布会上，相关人员公布：2004年以来中国科技论文数量，以SCI数据库统计排序仅居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之后的第五位，但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科研能力也排在第五位。学术和科学研究绝非数量的概念，而是质量的概念。在行政化、企业化的管理模式下，数量的原则变成了首要原则，这是违背科研和学术研究规律的。学术不端屡禁不绝现象暴露的是高校行政化、企业化管理模式的弊端。

　　如何杜绝学术不端行为？最根本的治理就是立法，用刚性的法规制约和惩治学术不端行为，就像明确的交通法规对行人和车辆所发挥的规范作用。而源头上的治理，则需要改变高校过分行政化、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加大民主管理的权限，加强专家学者决策和监督的力度，建立适应各学科学术研究规律的评价机制和评价标准，尊重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营造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在注重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时，切不可降低大学作为知识殿堂的地位，尤其是基础理论学科的学术研究，更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因为它们不仅为社会和人类提供新的知识，还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理性精神，用优良的知识提升人的认知能力，用美好的精神塑造人的灵魂。大学的这种贡献，赢得了它高尚尊贵的社会历史地位，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更显出它坚守人类崇高信仰的品质。所以说，学术研究体现着大学文化、大学精神。过多的行政干预，过分具体的量化原则，不符合学术研究的品格和规律，也有悖于大学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吕莎、吴婷、伊然、褚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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