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先要正风气

　　学术资源配置不合理必然导致学术腐败

　　□孙正聿

　　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个别人剽窃造假，而在于学术资源配置中的腐败。给谁项目？给谁评奖？这是最重要的。学术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必然导致学术腐败的发生。

　　对于中国学界的现有状态，首先应当肯定一个整体事实：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表现出很明显的进步和繁荣，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从我所在的哲学学科来看，走出了原来那种空洞抽象的论争，进行了切实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切实的研究成果。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三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一是学术界的状况和学术界自身的问题，二是现有的体制性支撑和体制性问题，三是整个专业队伍的进步和现有队伍存在的问题。三者应当有所区别。

　　第一，整个学术研究领域在急剧拓宽。比如，改革开放之前，哲学学科基本上是将唯物、唯心的划分套到整个哲学研究上去，这样就比较空洞抽象。文学、史学也都不同程度存在这样的问题。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很少进行学术讨论，有的学科甚至一度被当做伪科学看待。

　　在拓展的过程中，每个领域都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如果一说到学风问题，就将现在的学术研究批评得一无是处，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对于改革开放，必须持有肯定态度，这是一个总的前提，包括对学界、学术、学风的评价也是如此，要把学术界的进步和面临的问题区别开来。

　　现阶段，世界、中国都在发生急剧变化，学术界要回答很多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但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水平、能力和状况同时代提出的要求仍然远远不相适应。

　　第二，谈到学风问题，学术资源的配置是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高校和科研机构获得的体制性支撑是巨大的，这种支撑为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保障。比如，对于高校来说，就有“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基地建设、重点学科建设、国家级教学团队建设、精品课程建设，等等。

　　作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我对其带来的益处有着深切的感受，而问题也恰恰出现在这种体制性支撑和学术资源的配置中。我认为学风不正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个别人剽窃造假，而在于学术资源配置中的腐败。给谁项目？给谁评奖？这是最重要的。学术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必然导致学术腐败的发生。

　　学术团队建设最重要的是正气。应该凭实力、凭信誉、凭论证去争取学术资源，而不是靠不正当手段去“跑”资源。这种体制性支撑的问题，具体说来是学术资源配置的问题，这才是学风问题的症结所在。造假和学术资源配置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实力不足的团队采取不正当手段把项目“跑”来了，若想完成，只能拼凑造假。体制层面的问题为本，个人为末，不从学术资源配置出发考虑学风问题，那是舍本求末。

　　第三，个人、团队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又不单单是道德问题，应该追究我们目前的学术研究状况。我对目前的学术研究作过这样一个判断：学术研究欠踏实，学术创作欠真实，学术批评欠老实。回归到学术本身，应当去强化其自身的研究机制、评价标准和奖惩措施。学风建设不仅要和道德关联，更要和学术本身相关联。

　　整治学风，首先要引导学术界踏实地进行学术研究，关注理论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学术研究状况和现实中遇到的问题、体制性支撑和体制性问题、学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和学者道德问题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借鉴香港高校评价体制 拟定整肃学术不端策略

　　□涂肇庆

　　应该创设一个环境让教员能够安安心心、规规矩矩地在学校做学问，而不是到处去演讲、发表东西和赚外快。这样不仅影响教员的个人学术研究，也对大学教育不利。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导致学术不端的原因之一。

　　香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学术氛围比较浓厚，因为香港当时只有两所研究型大学，即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这两所大学竞争非常激烈，所以考进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就是为学术研究而来，和其他学院培养的实践性人才有所区别。

　　但是，1997年后，所有的学院都提升到了大学，每个大学都希望模仿港大、中大和科大成为研究型大学，但实际上面临很多障碍和困难。一是很大一部分学生的兴趣并不在研究上，二是学校教员的研究素质无法同时跟进。所以高等院校的定位应有所区分，有些学校是训练学生做工匠的，有些则是训练学生做研究的。

　　全部往研究型大学发展后，带来的结果是看似繁荣，但其实学术界存在很多问题。

　　香港高校原有评价体制显弊端

　　香港也曾采用类似内地、以发表著作的数量作为评比教职的方式。尤其到评终身教职之时，教员的研究和出版著作变得很重要。

　　然而，后来发现这样的评价体制不太切合实际情况。香港大学的教员多数从欧美聘任，到香港后，人文社科特别是社会学和政治学很多教员都集中做中国研究，如果要把研究拿到国际性期刊去发表是很不容易的，尽管有些很有意义，但因为单纯做中国研究的论文很容易被国际性期刊拒绝，这对教员很不公平。

　　另外一个问题是，教员的初聘期一般是六年，在第五年结束时会决定评估是否要给予他终身教职，五年时间要求他不仅教学很突出，而且能在一流期刊发表研究论文，这对年轻教员来说不太现实。

　　教学研究相结合的现行评价体系

　　香港的大学有另一套评价体系。对教员而言，第一是对教学的评价。除去现行通用的学生评估因素，我们还设立终身教职评审委员会或教员教学与研究评估委员会（一般由五位老教员组成）。到第四、五年聘期时，评估委员两人一组，不定期去听该教员每学期的课，两两一组，共有三次。至少从教员本身来讲，老教员对新教员的评价更客观。评估时，每个人可以非常客观地评价这个教员，再讨论学生的评估，这样做不会让教员为赢取学生的评估而有错误的教育引导方式。

　　第二是对教员的研究作评估。第五年，除去发表的研究成果外，我们会请他把自己正在写的具有代表性的、突破性的研究课题上交，然后学校会寻找亚洲或西方对此相关课题有深入了解的十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来评审没有发表的文章，并给出比较详细的报告，讨论有多少人认为他的研究领域在未来有潜力。如果大多数认为有潜力，就留下来，相反就需要淘汰。 这样的方式比较残酷，但是更客观，我们会尽量避免主观因素影响而尽最大努力地客观评价。相比较而言，中国内地、台湾、澳门、新加坡采用以著作的数量来衡量教员研究水平的方式，可能会在这样的过程中损失有潜力的教员，也会形成不严整的学风。

　　解决学术不端的可行策略

　　学术研究需要一个良好的大环境，目前，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高等院校校长多是行政任命，对校长角色不太明确，所以也不太知道怎么治理一个学校，并且任期太短。相比之下，哈佛大学校长的标准和责任非常明确：第一，一定要发展出一些有特色的学术研究；第二，在任期间，不可从事与学术相关的研究工作和带博士生，其职责就是好好经营学校，否则对学术发展不利。

　　此外，内地教授的工资还是偏低，当前也有一些奖励方式，但是它的内容如何评估仍然值得讨论。应该创设一个环境让教员能够安安心心、规规矩矩地在学校做学问，而不是到处去演讲、发表东西和赚外快。这样不仅影响教员的个人学术研究，也对大学教育不利。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导致学术不端的原因之一。

　　香港高校即使是新来的教员，工资也不低。对于新来的教员，头三年或头五年，他们的研究方案能得到专门为年轻人创设的研究经费，不受资历限制，也可以在其他的研究项目上和老教授共同竞争。在审核项目方面，一般不由香港各个大学的学术评估委员会来评估，而是从全世界找与这个项目相关的某几位知名专家来组成委员会评价，从而跳出这个圈子，获得客观评价。

　　像研究型的香港科技大学，规定教员一年最多开两门课，为的是鼓励教员做研究。香港高校都很注意为教员创设做研究的环境，假如一个教员同时进行几个研究项目，还可以用经费来抵免一门课。这些都是很人性化的做法，既然这所大学是以研究为主的大学，那么我们就要为学术研究创设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做学术研究就不要期待发财

　　□周树华

　　台湾大学曾邀请一位以色列知名学者来作演讲，当演讲结束我们抱歉演讲费较少时，教授却说：“既然决定做学术研究了，第一件事就是下定决心不要发财，也不要期望变得有钱。”

　　然而非常不幸，期待发财和剽窃的事情都在台湾发生了。钱的问题是小事，剽窃和抄袭更为严重，甚至还出现杰出学者抄袭他人著作的现象。

　　在台湾，帮助提升高等教育学术水准的机构有多种，其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国家科学委员会”，简称“国科会”。在台湾，所有研究课题都可以申请“国科会”的学术补助，“国科会”的专家通过审查并下拨经费，经费补助对老师是很大的鼓励。申请到“国科会”的补助也是个人学术水准的反映，同时是个人申请职称的考核标准。

　　“国科会”的补助为老师做学术研究提供了所需经费，同时也产生一个问题。近十年来，各个学科的研究项目越来越细致和专门化，按照审查惯例，要在台湾找到五个和此课题相关的审查人却不容易，所以就导致很多时候审查课题的人往往不是研究该课题的学者。带来的结果是，审查者往往凭个人的好恶和意识形态来评价课题并否决研究，而不是从学术价值的角度。一个审查人应该能站在课题整体学术研究的高度来判断该课题有没有突破和特别的价值，这才是最重要的。

　　由于每年资助经费固定，往往存在经费被某些热门学科包揽的情况。这意味着课题要符合热点和潮流才能拿到“国科会”的资助，结果导致冷门学科和课题得不到补助，使得这些学科更加边缘化，学科发展也越来越窄。除非课题和热点研究挂钩，甚至和掌握有经费的专家挂钩才能获得补助，这对学术研究的整体氛围非常不好。

　　此外，由于审查制度不周全，形成小圈圈现象。如果审查委员会的学科召集人是女性主义领域的，那么女性主义的课题就会更易得到。在我身边甚至出现过这种情况，一位研究文学的教授，由于几次都申请不到资金，就换了研究方向，将自己的研究挂在社会科学里头才得到了补助，这样的做法无法起到积极提升学术的作用。

　　最近，台湾给每个重点大学学术发展的“5年500亿”，初衷很好，但实际却造成非常多的浪费。有了钱后，经费使用不当，虚报经费、巧立名目时有发生，甚至出现500亿经费中，打印机碳粉的报销达到1亿新台币的情况。在我看来，对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科研究而言，两项资助足矣：一是补助老师出国开会，二是补助老师短期出国进修。这能让他们时刻掌握最新学术动态，不再闭门造车，并能做出和国际接轨的有价值的研究。对学术研究而言，经费补助的适度非常重要。

　　“教育部”和“国科会”都是推动学术研究的重要机构，一个好的机构需要好的学科带头人。最近“国科会”学术研究审查的学科召集人都是做热点研究的，当前什么流行就去做什么，导致台湾整个学术研究没有往下扎根，基础研究都没有做好。各学科带头人的研究方向也都很重复，彼此的研究性质差不多。学科召集人一定不要重复，要多样化，同一学科的不同方向都应顾及，只有这样，学术研究才可以做得深、做得广。

　　对于当前很多高校出台的一项政策，如果发表一篇论文，就给发表人两万元的奖励，我不是很赞同。对学者而言，有著作是天经地义的。奖励需要适度，有一定补助即可。对教员而言，也要抱有做学术研究不期待赚钱的目的。只有形成这样的风气，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扎扎实实地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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