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中鸟的形象除玉器之外，还屡屡发现于陶器，不过两者的表现手法有所差异。陶器方面，除了卞家山遗址出土的环眼、勾喙黑陶鹰头形器盖等个别堆塑作品外，鸟的形象主要通过细刻阴线加以体现，按其细部刻划风格，也可分出细部刻划繁复、成组出现与单个出现、类似白描的两类。

　　前者多见于宽把杯、双鼻壶的肩腹部以及豆盘与豆把上，其表现手法较玉器上的鸟纹稍微具象些。福泉山M74：66、M74：166两件双鼻壶为鸟纹与鸟首盘蛇纹的组合，鸟为飞翔的侧视形象。草鞋山M198Ⅱ：7双鼻壶颈部的侧视飞鸟由不同形式的卷云纹组成。福泉山M65∶2宽把杯颈腹部为侧视飞鸟与竖向折线纹的组合，鸟长喙圆眼，收肢展翅，细部刻划繁复，而翘流下方则有一双翅展开的飞鸟正视形象，单线刻划，类似白描，较之侧视飞鸟纹简洁抽象。福泉山M101：90豆是一件“满花”陶器，豆盘外壁为鸟首盘蛇纹与侧视、正视飞鸟纹的组合，侧视鸟纹形体较大，鸟的首尾、身翅和爪一应俱全，非常写真与具象，正视飞鸟形体很小，上下成双，插在侧视鸟纹与鸟首盘蛇纹中间作为间隔；豆盘内壁饰侧视飞鸟纹，豆把上则是侧视飞鸟与正视飞鸟逐一相间的组合纹饰，其中正视飞鸟在展开的翅膀内填刻代表鸟头的圆圈与可能表示羽毛的短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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