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卫在其新著《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一书的“序言”中声称，弗里德曼1958年和1966年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的宗族和社会：福建与广东》两部著作标志着中国宗族研究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两本书出版之前，宗族研究只局限于谱牒的文字规条；在这两本书出版之后，宗族研究遂进入这些文字规条所赖以产生的社区”。科大卫紧接着又说：“诚然，‘宗族可以是一个社区’这个观点，也非弗里德曼的独创。日本的汉学研究，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就认为‘自然村落’产生社区，而社区产生宗族。”

　　笔者以为，作为当今汉人宗族研究领域领军人物之一的科大卫教授，说出这番似是而非的话语，不免有些令人遗憾。略懂一点中国宗族学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一则弗里德曼这两本书基本上是“摇椅”上的人类学作品，是建立在之前他人大量田野研究基础上的，特别是第一部，可谓纯粹的文献研究之作；二则“宗族社区”这一框架虽非弗里德曼独创，但也不应把这功劳算在日本汉学家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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