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金壁先生认为《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中“‘酒席上斜签着坐的’不指张生”（《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下称“富文”），其结论建立于对两种所谓“误解”的否定之上。1.富文认为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王力《古代汉语》“皆以为指张生”是“误解”；2.富文认为“误解”的“始作俑者盖清金圣叹《第六才子西厢记》”，并贬斥“金圣叹根本没有看懂这一段”，“批语大谬不然”。富文如此“误解”、“大谬”的判词，真使诸位先贤冤哉枉也。窃以为，“酒席上斜签着坐的”即指张生，而非莺莺也。兹就富文，逐一辩驳之。

　　莺莺“阁泪汪汪不敢垂”不合逻辑

　　富文认为朱东润、王力“误读‘我见他阁泪汪汪不敢垂……’为‘我见|他阁泪汪汪不敢垂……’，‘其实当读为我见他|（我）阁泪汪汪不敢垂……’”。句中的两个“我”，自然就指莺莺。其实，富文之解读，才是真正的“误解”。首先，富文解读为“我见到他|（我）阁泪汪汪不敢垂……”，这句法本身就滞碍不畅、不合逻辑。顺着富文的解读思路，我们可将该句理解为两种句式关系：一是“我（一）见他|（我）（就）阁泪汪汪不敢垂……”，二是“（因为）我见他|（所以）（我）阁泪汪汪不敢垂……”。那么，为何莺莺见到张生就会“阁泪汪汪不敢垂”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怕张生见她流泪而更增悲情。果如此，那么紧承上句的“恐怕人知”中的“人”，当指饯行时莺莺之外所有的人。这样，前句中的“我见他”之“他”指张生，而“恐怕人知”之“人”指莺莺之外的其他人，人物指称与主人公情感之表达明显扞格不通。因此，富文“我见他|（我）阁泪汪汪不敢垂……”之解读，才是“误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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