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选诗歌经典的过程，其实也是理解并且处理诗歌史的一个过程。虽然选家所摆出的仅是一个文本的谱系，但这个谱系的背后，其实是编者对诗歌史的一个架构的展开。

　　关于新诗经典化的工作，历来易遭人非难。不是源于眼光的问题，而是因为先天的局限——历经百年的新诗是否得到了真正的认可？在很多人那里还是个问号。作为新诗奠基人的郭沫若，晚年则重拾旧诗；作为新文学开创者的鲁迅，毕生擅长的是旧诗，他偶尔写下的“新诗”，还是不乏反讽与“解构”意味的打油之作。与之类似情况的还有很多，像钱锺书那样的现代文学名宿，也不喜新诗，且多有揶揄讥嘲。而晚近的例子是老诗人郑敏，20世纪40年代现代诗的代表人物，她是一边在晚年仍然坚持创作新诗，一边却从历史、美学、语言和形式上整体性地对新诗提出质疑，质疑其是否整体上走了一条错路。然而，这并不妨碍有勇气和胆略的人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无论如何，新诗已成为今天人们表达日益复杂的生存经验和内心情感、探究人性与人类精神构造及意识奥秘的无可替代的工具，而这些内容，用旧诗显然是无法承载的。没有了新诗，当下的中国人则没有了表达上述复杂思想与情致的有效方式，而这，也应该就是其“合法性”所在了。

　　……查看更多内容请订阅《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