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六位著名教授和四位大学校长分别在《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倡导国学的宏论，有一些论点我是同意的，但也有不少关键性的论点，不敢苟同，还有些我不知其然，故请教与质疑交织在一起，写就此文。所引对方论点均见《光明日报》“国学版”，不一一注明，引作者不著姓名，均用“或曰”。本文是断思性的，但都涉及“学理”或“意义”。

　　或曰：“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是无可争辩的事情，是一个并不需要过多学理论证的问题。”我们的体制，建立“学科”由行政决定，但是“学理”、“意义”不会随行政运转，仍需讨论。

　　国学对象或定义问题

　　或曰：“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没有太多必要去争议或者去阻碍。”然而，即便六教授、四校长，对“什么是国学”认识也有很大差别，这里不妨胪列一下。

　　一、或曰：“国学的边际没有弄清楚，哪些是必备的东西，哪些是专长的东西，专和博的关系怎么处理，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课程还是有一定问题的，只能是有什么人开什么课。”

　　二、或曰：“山东大学对国学学科建设上有不同理解，这是正常的。学术问题由学者们讨论，如果只有一种观点，反而就不正常了。”

　　三、或曰：“有一个问题是，到底国学是什么，国学学科怎么定位，国学课程怎么设计？这些问题从国学院成立以来还是有点模模糊糊的。我跟冯其庸先生有过一次通信提到‘大国学’，但是大到什么程度，‘新国学’新到什么程度，还是需要展开讨论的。” “国学有广、中、狭三种定义。广义的国学可以理解为中华文化，但狭义的国学，常把它定义为‘国故’或通常理解为四书五经。” “我觉得一般我们还是取中义为好，狭义的国学是一种专门之学。我觉得，国学既是一门通学，也是一门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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