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出现行为主义革命之后，科学实证的方法成为一元的统治性方法。基欧汉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统称为理性主义，从而把理性完全等同于科学话语，但理性不只包括科学实证所代表的目的理性，也包括交往理性和价值理性。国内哲学家吴昌明对此进行了反思：“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科学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讲理、越来越狰狞地支配一切、越来越远离人性的目标、越来越脱离人类理性的控制和批判、科学变得越来越狭隘。”

　　以反对方法著称的哲学家费耶阿本德认为非方法（non-method）较之传统所推崇的理性的、科学的方法更有成功的机会。其一是因为，从认识论上看，我们所探索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未知的，因此我们不能保守、封闭，而必须保持我们选择的开放性，必须坚持“什么都行”的方法论无政府主义，以“去蔽式”的真理观而不是直接揭示式的真理观来探索我们的世界；其二是因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人只有摆脱僵化的科学教条，摆脱形式理性的限制，才可能最终摆脱思想的被奴役状态而获得做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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