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科学与政治关系的实践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转变。其中，专家体制的运行尤其值得关注。

　　专家体制是科学—政治综合体

　　20世纪以来科学与政治关系实践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政府干预科技的理念和体制逐步生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国家目标奋斗的科学动员体制开始出现。20世纪下半叶开始，国家实验室计划、冷战思维下的科技管理体制及国家创新体系等，都显示了政府对科技活动的干预。另一方面，科学家开始参与国家事务。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科学家向政府提出研制核武器的议案。20世纪6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在经历环境运动以及反核威胁运动后，科研人员逐步获得专家身份，被组织化地吸纳到政治议程中。

　　重大政治决策以专家体制的形式运作已逐渐成为常态。专家体制突出了以专家知识为中介的决策过程，通过制度、组织和规范等方式实现专家知识与政治决策之间的互动，展现科学—政治综合体既联合又疏离、既妥协又斗争的运行逻辑，成为表达现代社会秩序的社会体制之一。

　　一般来说，专家的研究方向、研究经费、工作关系和成果评价等都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参与到专家知识的生产及其运用过程中。各种利益的竞争是公共决策的核心，渗透到包括专家在内的行动者的具体行动中。专家通常具有多重身份，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在科学规范、政治需求与公众利益之间进行选择。因此，专家体制输出的不是纯粹的科学技术知识，而是科学—政治知识；专家体制表达的不是单纯的技术旨趣，而是综合的科学—政治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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