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这个看似常识性的“政治正确”的题目来谈，有两个具体的背景：一个是近来学界正在讨论的有关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问题，二是关于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状况问题。其中都牵涉到一些激烈的争论，其焦点是，中国当代文学到底是“很差”，是“垃圾”，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肯定者的依据之一，当然是认为其有效且丰富地记录、传达了中国经验，而否定者的根据则大致是源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环境（包括外部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与主体的问题之多。因为这样一个语境，使我不得不面对一个看起来“陈旧而正确”的题目：人文主义与本土经验。

　　先说一下两个概念：谈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基本前提当然是有两个，一个是人文主义精神，不是封建主义思想，也不是新近热涨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本土经验又是这种传播的根本内容。因为说到底，西方人并不需要“用外语书写的他们的本国文学”，中国人民也同样不需要“用汉语书写的外国文学”。介绍到国外的文学作品必然是最具有“中国经验”内容的，或者说得准确一点，是“经验的本土性”最强的，因为有人会说，所有中国人写的东西都是中国经验，由此也许“本土性”是更合适的概念。不过，不论怎么说，“本土经验”这个词都要小心区别于“伟大复兴”或“软实力输出”一类说法，它应该是一个文化范畴。

　　很显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凡具备了上述两个标准的文学，应该就是我们所肯定的文学：它们使用了人文主义的精神，诠释了中国的本土文化与中国人民的经验，并且完成了艺术的表达，因此也应该是我们值得选择和向“海外推广”的对象。

　　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我们来小心地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判断。首先，不能因为某些环境问题、文学外部的问题而否定当代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学高度是由它最核心的部分决定的，而不是由它的边缘部分和所谓环境决定的：莎士比亚的时代也曾充斥着那些浅薄而自负的所谓“大学才子派”的表演与聒噪；清代中国文化的颓败和萎靡中也诞生了伟大的曹雪芹；苏联时代的政治高压与文化冰河中诞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不朽作品；中国新文学也恰恰是在危机四伏甚至国破家亡的三四十年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熟。因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判断，我觉得既不能从逻辑出发，也不能从环境推论，顾彬认为凡“好的作家必须懂得两门以上的外语”，但懂得两门以上的外语和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实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才华。不能因为中国当代作家很少懂外语这一情况，来推论他们写不出好作品，事实上所有好的中国作家都是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西方文学的了解可以说远多于西方作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再者，中国当代文学界确实存在着混乱的局面，但这种混乱总比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情况要好，它的高度当然也不是由郭敬明的作品所标志的。还有，混乱未必是衰败的标志。“十七年中国文学”一点也不混乱，但那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8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也不混乱，但充其量那只是一个青春的和学习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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