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我的印度同行潘卡吉·米什拉来到了北京。我们有时坐在温暖的室内交谈，有时走在冬天的寒风里。我们去了几家不同风味的餐馆吃饭，这位素食者离开北京时夸奖我点菜的才华。我告诉他：“我的才华很简单，就是将餐馆里所有的素食全点上。”

　　潘卡吉·米什拉离开之后，在他伦敦的家中，也可能在他新德里的家中，或者在世界上某个我不知道的角落里，发来了Email。他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

　　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就缠绕我了，我不知道已经回答了多少次？中国的批评家们认为这是我写作的转型，他们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来论述，一个作品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余华，是如何转型成一个温情和充满爱意的余华。我觉得批评家们神通广大，该写的都写了，不该写的好像也写了，就是我的个人生活也进入到了他们的批评视野，有文章认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写作的转型，理由是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幸福的生活让我的写作离血腥和暴力越来越远……这个问题后来又“出口”到了国外，当我身处异国他乡时也会常常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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