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5日和9日，某报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另一篇则是《“三思干部”为何要不得》，如果我们理解得不错，这两篇文章的主旨都是希望和鼓励广大干部抛却私心杂念，勇于改革创新。这种立意无疑是好的、正确的，但文章的立论、论据和逻辑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文章立论的前提和根据之一“三思而后行”不是孔子说的，因而变变无妨。这种逻辑很奇怪。要不要改，恐怕不能以是否孔子所说为标准，而应看它是否正确，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千百年来，“三思而后行”（或在“三思而行”）一直为人民大众所接受，而且针对那些办事莽撞、不肯多动脑筋或者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便想操切从事、冒险从事的人，劝他们“三思而后行”是非常恰当的。这说明“三思而后行”这个成语在现代汉语中仍有生命力。“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凭一两个人的感想便要改变约定俗成的成语，既没有必要，也不会成功。

　　其二，文章认为孔子说的是“再斯可矣”，因此就要把“三思而后行”改为“二思而后行”，这也不好理解。不错，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骄傲和光荣。他说过的许多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许多成语正是从他那里来的。但再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出言便是真理。何况孔子毕竟是历史人物，不可能没有任何历史的局限。例如他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生而知之者上也”等等，无论怎样牵强附会地解释（现在确有不少人在这样做），都难以磨平那时代的烙印。这说明，即使对于孔子说的话也要进行分析，而不应一律视为不易之论。当然，“再斯可矣”针对一向行为谨慎的季文子说并不错，但它不具有普遍性。只根据孔子说过“再斯可矣”便将其泛化为一般的“行为准则”，“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实际上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孔子，并不是对孔子的尊重。

　　其三，文章认为，“三思”“就会生出私心杂念”，所以“要不得”，根据是宋人程颐和现代学者钱穆之说。这也是很难成立的。程颐的话是：“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钱穆说的是：“事有贵于则决，多思转多私，无足称。”显然钱说即源自程说，不过略比程说严格一些：首先加了前提，“事有贵于则决”，即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多思转多私”就“无足称”了。一个“转”字把必然“转”成或然了。而程用的是“则”，就是说“三思”就会“私意起”，这就不周严了。为什么“三思”就一定会“私意起”呢？有“私意”的人，“二思”甚至“一思”就可能“私意起”，何必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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